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刘安国,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
地球科学进展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田、克鲁格曼、维纳布斯等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等理念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地理学”革命。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基础、研究特点和方法等方面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表现出明显不同,其理论创新受到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它提出了同样引人注目的抨击。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有助于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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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田(Fujita)[1]、克鲁格曼(Krugman)[2]、维纳布斯(Venables)[3] 和蒲格(Puga)[4] 等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5] 为基础,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亦称金钱外部性)等理念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地理学”革命[6]。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过程,国内已有学者陆续进行过系统介绍[7~14]。也有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的案例展开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5~19]。但是,由于涉及非线性演化和复杂的数学演算,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相比,新经济地理学展示出较多的理论难点;此外,经济学与地理学界的门户之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学术讨论和沟通的不便甚至误解。一些观点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理论缺陷从各个不同视角展开了批判[20~22],还有一些观点则强调在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存在根本对立[23,24]。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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