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行省体系下的皇帝 ——以罗马不列颠为例 宋立宏 （南京大学宗教学系，南京 210093） 皇帝处于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核心。即使在不列颠这样的偏远行省，通过一定的途径，皇帝仍使自己的权力在居民中实现了合法化。遇到紧急军事情况，皇帝会出巡行省。但了解行省要求更日常的途径是批复来自行省的申诉。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人与神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是不死的和强大的，皇帝的所作所为容易突破这条含糊的界限，把皇帝的地位从人上升到人神之间。广泛流行的帝王崇拜集中体现了臣民对皇帝权力合法化的认可。但皇帝统治主要满足于对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要求做出反应，具有被动性的特点。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2006.5.135~144 浅析17、18世纪荷英两国商业资本 罗翠芳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武汉 430056） 17—18世纪荷英国际经济地位出现变换，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两国商业资本不同特点有关。荷兰商业资本具有“生产成本外部化”的特点，而英国商业资本具有“生产成本内部化”的特点，它们不同的特点又源自两国商业资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商业资本的特性是不一样的，这是荷英两国在近代转型时期不同命运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2006.5.621~626 人文关怀的技术体现 ——对14至17世纪西欧几项重要技术的考察 刘景华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4） 14至17世纪的文化复兴时代，也是西欧近代技术的起步时期。除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些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成果外，还出现了许多明显具有人文关怀倾向、对人类生活关注度极高的重要技术，例如时钟、玻璃、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文章在对这些技术的创造和早期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考察后，认为这些技术所包含的人文关怀倾向，不但来自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也凝聚着普通民众重视日常生产生活包括发明创造的“世俗”意识和态度。还可以说，大众对自身“世俗”生活的关注，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想基础。 摘自《世界历史》(京)2006.5.78~87 20世纪初期排华爪哇运动探析 施雪琴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文章聚焦于20世纪初期的爪哇排华运动，考察了华人资本主义发展与近代印尼民族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这次排华骚乱是印尼民族资本主义对华人资本主义扩展的一种自发反应，近代爪哇华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华人商业文化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华人资本与印尼民族资本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商业竞争是导致这次排华骚乱的一个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在谴责与抨击印尼民族资产阶级针对华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和野蛮排华暴力的同时，也应该思考这次排华骚乱所带来的历史教训，反省华人资本主义扩张进程中的商业道德，并思考在多元社会里华人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托的商业文化应如何与其根植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以促进多元族群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自《南洋问题研究》（厦门），2006.3.8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