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

——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介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5 张宏毅(1936—),男,汉族,江苏丹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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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5—0001—012

      今年是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又注意对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的追踪和把握;既注重对历史的宏观概括,又不放过对重要史料的细心考证。对年轻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一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约六十年治学、从教的经历中,先生为推动我国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绩斐然。在此,借庆祝先生华诞之机,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以供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从中获得有益的教益和启迪。

      一、走向成熟的历程

      齐世荣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很小的时候来到北京。他成长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祖国处在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先生当时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而由北京冒险到了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重庆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的学校,从而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先生在燕京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先生。这些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各有专精的研究,又有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共同特点。这些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加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一贯强调中西贯通的学风,给齐先生以很深的影响,也是他以后在教学和科研中时刻用以自勉的。

      如果说,齐先生在学习阶段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那么,在进入工作阶段之后,他又进一步拓展了业务领域,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见识力,从而使他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日益成熟。

      先生的教学生涯是从中学开始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教高三年级的世界史和政治课,不久担任教务主任并于195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使他切实地接触到普通中学的教学实际,并在广阔范围内学习和钻研世界史问题。和今天有些青年轻视中学教学不同,先生十分珍视并怀念这段时光。事实上,中外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曾有过中学教学的可贵经历,并以能直接面向青少年学生而感到自豪。

      1954年,齐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干就是50多年。这期间,先生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史学方法几门课程的教学,同时在整个世界史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并做出新的贡献。

      从1954年至今50多年时间,齐先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54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一阶段。齐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教学效果一直很好,深受学生欢迎,听过他讲课的老学生至今犹称道不已。齐先生一面教学,一面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是“双肩挑”的干部。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他基本做到了“两不误”,甚至抓紧时间学会了俄语,在1958年—1959年翻译了《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书。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作为值得称道,但在当时却属于走“白专道路”的性质。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高等学校也是一派热火朝天。齐先生在历史系总支书记的岗位上,坚决抵制了只讲去工厂农村劳动、不要课堂教学的错误倾向,对成天忙于“人人做诗”、“大搞卫生”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的运动表示强烈不满,结果作为学校反对大跃进的重点人物而遭到批判。这一方面说明先生际遇坎坷,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见识的敏锐以及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工作者光明磊落的态度。1959年受处分以后,齐先生并未意志消沉,仍与戚国淦教授等5人合译了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实属难能可贵。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齐先生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30年,是先生焕发学术青春的30年,是大展宏图的30年。先生的见识和才华在这可贵的30年里得到充分发挥,他对世界史学科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

      1978年,我国即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先生此时从讲师直升为正教授,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不久,先生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工作,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任命为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从而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和教育理念实际应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不过,即使在百忙之中,先生仍抓紧时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除了招收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在我印象之中,先生最初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原始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编撰上,经过多年努力,从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二册。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汇编,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先生如此注重史料,与他的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一再强调要有严谨的学风,必须既掌握理论,又占有史料,二者的结合才能有真正的研究。我们看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理论的钻研和对史料、特别是新材料的搜寻是如此的执著,实在是他在最近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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