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6）05—0142—05 一 “欧洲观念”（the idea of Europe）是欧洲人对欧洲这一特定地理区域和文化政治实体所具有的实在的或想象的特征的认知，它既包括对“什么是欧洲？”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也包括对“欧洲应当是什么？”的反思与建构。历史上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探讨与构想广泛涉及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诸领域，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理论与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当代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和文化基础。菲利普·摩根指出，“欧洲观念”与战后欧洲的政治统一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1](P33) 对于“欧洲观念”的内涵，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更多地关注于那些真实地反映欧洲特性的概念、经验与事件，比如欧洲疆界随着欧洲文化认同的演变而发生的变迁、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欧洲意识的塑造、欧洲与外部社会交往所导致的自我身份的强化、作为一种政治目标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文化遗产在欧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然而，“欧洲观念”还包括如下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即欧洲人对欧洲所作出的并非真实的想象，这种想象建立在文化优越论的基础上，通过把欧洲设想为普世文化的体现者，从而将非欧洲置于低等的从属地位。文化想象以一种否定“他者”的策略，从反方向深化了欧洲的自我认同感，在“欧洲观念”的建构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欧洲人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文化想象涉及与欧洲之外的社会的比较，只有在同“非我族类”进行参照的过程中，欧洲的自我意识才能得以确立。 翻检欧洲与非欧洲社会交往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文化想象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比如，在古代世界，希腊人就以带有明显贬义的“barbarian ”（野蛮人）一词来称呼波斯人。中世纪时，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又赋予伊斯兰教徒邪恶和卑下的形象。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更是将一种“不文明”的印记烙在美洲土著居民身上。[2] 从具体操作来看，这些文化想象大致遵循以下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建立在“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框架内，通过把一切非欧洲的视作野蛮的，从而在一种排他性的描述中将后者划归为文明的对立面。“文明—野蛮”模式的背后，是对异质文化的否定与排斥，它忽视了文化差异的存在，或者将文化差异简单地看作彼此间的对立。这一模式在欧洲看待非欧洲社会的思维里占有重要的位置，西方有关“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的种种理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根源。以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而备受关注的亨廷顿就坦言：“在正在显现的（多文明）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3](P199) 第二种模式则把非欧洲社会纳入以欧洲为终点的时间框架内来考察，它把非欧洲社会视为欧洲社会的一个低级阶段，前者只有通过向后者学习才能获得进步和发展。如此以来，非欧洲文明的特殊性便被抹去了，代之以一种共有的和不变的文化原质，这种原质来自于欧洲文化的派生与让渡。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就经常以“白人的责任”和“输出文明、教化异族”为名，来掩盖其掠夺的实质。二战以后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也具有类似的缺陷，它把非欧洲社会定性为“前现代”的，认为它们只有接受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才能获得现代性。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同样断言，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伴随着这一制度向全球的扩散，人类历史将走向终结。[4] 当前，这一观点已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从文化认同角度来看，每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个与之不同的非我的存在，因为自我认同的确立离不开相关的他者身份的建构，并且总是涉及对差异的否定描述。美国学者大卫·坎贝尔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对认同及其形成作出了明确概括：“认同的生成是通过边界的表述来实现的，这种边界是从‘外部’来划分‘内部’，从‘他者’来界定‘自我’，从‘国外’来界定‘国内’。”[5](P9) 这样看来，文化想象与建构他者是彼此相连、互为补充的两个部分，它们共同编织出一套欧洲文化的普遍主义话语，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丰富着“欧洲观念”的内涵。 二 以文化想象的方式否定他者，或许是所有文明在确立自我身份时惯用的做法，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人类固有的本性。[6](P97) 但是，必须看到文化想象或文化上的种族中心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特殊性。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认为，近代以来，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现象。[7](P7) 这首先是因为，随着近代欧洲物质、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文化想象在欧洲文明的扩张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其次，一个专业知识阶层的出现，促使文化想象从单纯的感觉和经验层面向专门的“学问”转化，并将之引入人类学、民族志、语言学等以非欧洲社会和文明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中，加速了文化想象的科学化与合法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想象与萨义德的“东方学”不谋而合。所谓东方学指的是：“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构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8](P4) 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 文化想象在近代的实践表明，欧洲对自我和他者知识的追求是与文化权力的运作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一种霸权，一种不断重申欧洲比非欧洲更加优越、更加先进的话语霸权。所以，要全面理解“欧洲观念”，就必须深刻认识其中的文化想象问题，认识到“欧洲观念”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和技术操作，它借助一种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体系，不断从作为替代物或潜在自我的非欧洲社会中获得力量和意义。 文化想象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的现象，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是欧洲特有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强调任何事物都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定属性，人类学家以此来界定种族或族裔，文化研究者希望透过这一概念来洞察不同群体所享有的文化认同。本质主义也常常用于建构人类的主体性。欧洲自笛卡儿以降，不断有学者求诸理性，展现作为个体之人的独一无二的自主意识，从而完成客观世界主、客体的分立，把人类从神意或宇宙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质主义与德里达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有许多共通之处。“逻各斯中心主义”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秩序和结构，它推动西方学者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但这种认识论却是以自我构造的逻辑为根据的，它是循环论证的、自我指称的和自我满足的，不存在为之辩护的外在有效性或实体性的根据。[9](P3) 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它们都排斥“异质性”，追求一种等级森严、无法逾越的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文化／自然、意识／无意识、理性／疯狂、真理／谬误、先进／落后、西方／东方、自我／他者等。借助这种对立和层级体系的策略，本质主义一方面把一切不符合欧洲价值观念的东西予以修订、抑制和排斥，同时也对欧洲文化作出调整和定位，使它的内在特质更加突出。德里达把这种欧洲特有的本质主义称作“白人的神话学”（white mythologies），指出：“白人的神话学，它重新整合和反映西方文化：白种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印欧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即表现他自己特征的神话看作一种普遍形式……白人的神话学尽管已在自身范围内抹去了那个产生它出来的神话背景，但这个背景依然在起作用和十分活跃……”[10](P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