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联邦国家解体至今，南斯拉夫已经分裂为六个独立的国家。围绕南斯拉夫解体而引发的战争与冲突再次使“巴尔干化”成为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事实上，我们在不同的国际秩序下再次见证了“巴尔干化”的神奇力量。本文将对“巴尔干化”的概念和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增进对冷战后巴尔干地区变迁的历史渊源的理解。 应当承认，从“巴尔干半岛”向“巴尔干”的过渡以及它作为动词的地理范畴的出现，表明“巴尔干化”乃是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缓慢下降以及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结果。“东南欧”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世纪末，用以反映巴尔干地区的地理属性。① 它最初没有任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是属于中性的地理概念，20世纪30年代，是纳粹德国赋予其地缘政治的含义。目前，“东南欧”与“巴尔干”用语已交互使用。与“巴尔干”概念不同的是，“东南欧”一词明确地将该地区放在欧洲的范围内，置于“欧洲文明”的地理和精神世界之中。 “巴尔干化”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西方对于伴随奥斯曼帝国崩溃出现在巴尔干的政治暴力、种族冲突和国家的分崩离析等现象的描述。“巴尔干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为建立或终止现存的民族国家，或者因为多民族国家解体而进行的民族或宗教冲突与战争；其二是主要的欧洲或世界强国对于巴尔干民族和国家间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巴尔干化”是大国帝国政策和大国争夺的合法产物。在十九世纪西方对于巴尔干地区并没有共同的定型的看法。正是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巴尔干地区主导的完全负面的形象定型。“巴尔干化”被指称为一种不同民族混居的地区的结果、暴力与不稳定的抽象符号。在主流的巴尔干学家的话语中，巴尔干位于欧洲的边缘，其领土属于欧洲，但不在现代欧洲的时空范围之内。巴尔干地区是基本的和原始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发源地，是欧洲文明结束和其他非欧洲区域开始的地区。但这些话语未能充分描述东南欧的政治复杂性和大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为其达到目的而制造暴力的结果。应该说，巴尔干是欧洲大国扩展其影响的地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大国认定自己是先进的和现代的国家的参照物。 一 “巴尔干化”是东南欧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后要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在东南欧统治的要求相冲突的产物。 奥斯曼帝国统治对于巴尔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中断或延缓了巴尔干各民族的语言、文学、文化和政治特征的发展。到了18—19世纪，当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时，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民族精英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可以说，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民族运动出现的结果。19世纪初，少数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成为了创造和传播民族特征的使徒。其中，民族语言的发展是民族特征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主义事实上是奠基在对语言的认同之上。② 例如，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从语言中寻找对民族的文化认同。南部斯拉夫人根据其方言发展出了本民族的成文语言。塞尔维亚人奥布拉多维奇为创立现代塞尔维亚语编撰了语法与词典。塞尔维亚语言文学的奠基人武克·卡拉季奇在1814年出版了《塞尔维尔民间口语语法》，1818年出版了《塞尔维尔语辞典》。他简化了塞语的基里尔字母，并贯彻了“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念”的原则。此外，他还收集和出版了塞尔维亚史诗，这对于形成基于共同的风俗和共同历史的塞尔维亚民族意识起了促进作用。斯洛文尼亚人耶·科皮塔尔在1808年出版了第一部斯洛文尼亚语语法。克罗地亚的约·什特罗斯马耶尔主教倾注全力弘扬克罗地亚文化，于1867年在萨格勒布创办了南斯拉夫文理学院。其他的巴尔干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与此同时，发掘本民族的辉煌的历史也强化了民族特征的形成。保加利亚修道士派西伊编撰了记述中世纪沙皇和圣人的辉煌的编年史。塞尔维亚人总是追忆中世纪国王斯特芬·杜尚统治时期的辉煌，长叹塞尔维亚民族在科索沃的悲剧。罗马尼亚人念念不忘瓦拉几亚勇者迈克尔控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历史，以此激励罗马尼亚人实现民族的统一。阿尔巴尼亚人不忘追念斯坎德伯格的丰功伟绩。保持民族特征的另一种方式是记述民间传说和民歌。塞尔维亚史诗般的叙事诗使得人们对于杜尚等人的记忆栩栩如生。一些叙事诗中山贼、黑盗客成为主角，他们是令帝国当局头疼的土匪，却被赋予了民间英雄的特征。简而言之，巴尔干主要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在第一阶段，一群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被征服的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第二阶段相当于民族复苏的全盛时期，一群爱国者传播学者的思想，成为了民族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他们开始将民族思想传播到广泛的社会阶层。最后一个阶段，民族运动达到其高峰。”③ 1804—1813年和1815—1817年期间，塞尔维尔人两度举行起义，最终获得了自治公国的地位，但土耳其仍保留了宗主权。1830年，塞尔维尔获得完全的内部自治权，土耳其人撤出，但在8个城市有卫戍部队驻防。1821年，希腊发生反对土耳其统治的革命。1875年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爆发了反土耳其起义。19世纪后半叶，黑山、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族都举行了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与此同时，马其顿民族也在觉醒，1893年在萨洛尼卡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该组织积极开展独立活动，在1903年领导了著名的“伊利亚节”武装起义，成立了克鲁舍沃共和国。但起义很快被土耳其残酷地镇压下去。东南欧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而建立民族国家是以牺牲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为代价的。这就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发生了冲突。应当说，“巴尔干化”是巴尔干弱小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与奥斯曼帝国维持在巴尔干的统治的需要冲突的直接结果。 二 “巴尔干化”渗透着欧洲列强的利益，反映了欧洲大国对巴尔干事务的干预，它是欧洲大国围绕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而展开角逐的产物。“巴尔干化”并不是由于巴尔干人好斗善战的精神素质所致，而是由于数世纪以来外族不断入侵并用火与剑干涉巴尔干各民族的生活的结果。④ 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困维也纳是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大国构成的最后一次重要威胁。1699年《卡尔洛维茨和约》的签署使哈布斯堡王朝（与俄国、波兰结盟）控制了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一部分。此后，奥斯曼帝国处于守势。从18世纪开始，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成为了“欧洲病夫”。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与领土即所谓的“东方问题”成为了列强关注的焦点。“东方问题”主要是如何在领土不明、数量不定的新国家中重新划分土耳其在欧洲的版图。⑤ 1774年现代东方问题正式出现。是年，俄国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该条约以三种方式改变了巴尔干的格局：俄国获得了黑海海岸的使用权，这使得俄国首次能够接近土耳其的心脏地带，包括巴尔干；俄国商船有权进入黑海、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商人有权在奥斯曼帝国从事贸易；俄国可以在土耳其国内任命领事代表；俄国成为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基督徒的保护者，并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享有特权。19世纪围绕东方问题的角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巴尔干成为了大国寻求其利益、扩展其影响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