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货币，东方与西方 货币并不必然以铸币的形式产生。那种认为一切没有铸币的古代社会就没有货币的看法也不准确。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可能都存在某种形式的通货，以一种特定物品、或者更经常是几种特定物品专门用于结算和（或者）保值、交换。① 然而，在大多数古代社会中，承担这些功能的物品都在一个具体、有限的环境下运作。这些物品包括具有宗教价值的祈愿祭品以及部落首领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奢侈品等等。换句话说，在那些社会里，货币不能等同于所有的商品，这或是因为大多数产品都不属于那一类能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或是因为一个交换网络的等级体系的存在。因此，关于货币是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特性的讨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货币”在每一个社会中并非承担着相同的功能。 中国的货币体系充分提醒了我们，西方的货币模式并非唯一可能的模式。在古代中国，黄铜或青铜钱币及至后来的纸币是主要的货币形式。② 古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金、银之类的贵金属并没有被用作货币标准。只是在外来统治的金朝（1115—1234）和元朝（1260—1368），白银才被用作结算的工具。到了清朝，在西方商人的影响下，白银才作为税收和银行间汇兑的工具而流通，但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白银的成色可以相差很大。这导致了交易时通常需要称量和鉴定白银的成色。③ 古代中国的货币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信用货币传统（尽管绝非只有中国是这样），地中海世界和近东的那些社会走的则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肥沃新月地带”的诸国家中，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之后在希腊，再在罗马，贵金属——首要的是白银——成为标准的价值参照，而起到了货币的功能。因此，基本上金属的商业价值就成了货币价值的参照。只有到了晚近的时期，从17—18世纪以后，西方才真正开始向信用货币制度发展。不到40年以前，即1971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放弃了“黄金汇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与货币才完全分离。 然而在这一金属货币的传统中，早在约公元前600年就诞生了一项发明， 即贵金属钱币的铸造。此项发明在西方世界甚至之外更远地方的成功经久不衰。与需要称量的金、银相比，钱币真的代表某种新生事物吗？这一问题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但它不是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将把视线集中在另一问题：如果说在西方传统中，是希腊人、或者说是吕底亚人和希腊人首创了贵金属铸币，那么，这一发明诞生的确切原因仍不清楚。为什么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部？为什么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是什么动机促使了发明的产生？ 正如最近一项研究中所说：“关于钱币起源问题的庞大书目恰恰突显了‘谁、是什么、何时、为什么、在哪里’这些基本问题长期缺乏定论的现状”。④ 这一判断是相当正确的。本文的目标就是对这一古老之谜做出新的解答。 二 希腊还是东方？ 如果在西方传统中，常常把吕底亚—希腊的铸币看成是货币的起源，那是因为贵金属铸币具有下列三个特征：（1）它充当了一切物品的等价品；（2）它同时是一种结算的手段、保值以及交易的工具；（3）在国家的控制下， 它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具有上述功能的商品。 在西方货币传统中，吕底亚—希腊钱币相比东方钱币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独创性或者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⑤ 对于文献资料的重新解读与一系列新发现的钱币宝藏激发了这一争论。这些宝藏包括了不同比例的银锭，银块（Hacksilber）以及小银饰。这样的宝藏遍及从伊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整个地区。在津吉尔利（西里西亚，公元前8世纪），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公元前614年亚述毁灭之前），尼普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公元前7世纪），Qala'at al-Bahrain（古代迪尔姆，波斯湾，公元前650—前550）以及Nush-i Jan（靠近哈马丹，古爱克巴塔那，约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宝藏里都可以看到上述特征。⑥ 关于宝藏的数量，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叙利亚南部地区，在那里，人们发现了25个铁器时代（公元前11—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钱币宝藏。⑦ 这些宝藏和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内的考古发掘基本一致。因此，毫无疑问，在其他地区更为系统的发掘将会发现更多的宝藏。叙利亚南部的宝藏中藏有上文所述的各种形态的白银，其中两个宝藏中还有一些黄金。这些宝藏中的十个由一捆或几捆、或是一袋或几袋的金属块组成。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成捆或成袋的金属几乎是等重的。其中最重的爱什泰莫阿（Eshtemoa）宝藏有26公斤，最轻的Tel Miqne-Ekron F宝藏只有19克。 文献资料（圣经或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些小封袋的用途，上面的封印表明了里面所装贵金属的成色和分量。而且，亚述和埃及的文献资料趋向证实存在刻有官方印章的贵金属块。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所谓吕底亚人和希腊人“发明”钱币的说法还剩下些什么？他们可能只是将一个在东方已知晓数百年、数千年的做法系统化而已。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这一论点。尽管希腊与东方货币之间存在连续性这一主要观点难以令人接受，但它为我们理解贵金属铸币现象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洞见。按这种模式使用金属的做法在公元前7世纪已不陌生。但它一定有一个强化的过程，并且Gitin和Seymour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应该与腓尼基和亚述有联系。在铁器时代后期，称银的交易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采用的是在很久以前已为人所知晓的形式。由于其他商品比如大麦、羊毛、酒和羊也同时充当着类似的角色，白银还没有成为结算和支付的独一无二的媒介。然而，国家、神庙和个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将白银用作货币。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会像不久之前那样，用“银匠的宝藏”这样的旧理论来解释这些宝藏的累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