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病理学”布林顿对“革命”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影响 李鹏涛/王泽壮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是西方“革命学”中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运用类似于“病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对英、美、法、俄四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比较。布林顿认为旧制度的结构缺陷、知识分子忠诚的转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是这几场革命的共同原因；这几场革命都可以大致划分为旧制度的垮台、温和派统治时期、激进派统治时期和热月反动等四个阶段；革命的后果是政府效率的显著提高、财产的转移以及“成功革命传统”的形成。布林顿“革命” 研究受到西方“革命学”者的普遍重视，为后来学者构建了“革命学”的研究范式。当然，布林顿等人运用的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为其他学者所诟病，他们批评这种研究方法过分依赖于历史事实，缺乏理论的归纳。而在反思这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暴力和集体行动等理论流派。 摘自《安徽史学》（合肥），2006.5.5~11 “自由”的丧失和平等的起源 ——托克维尔论旧制度时代的贵族和王权 黄艳红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托克维尔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深为大革命后法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和自由独立精神的缺失而失望，但他并不认为中央集权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产物。他把贵族看作制约绝对王权、保障自由的天然屏障，但旧制度末年的法国贵族已经丧失了政治上的生气；特权等级观念、同政治生活和农民的隔离使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失去了平衡，使他们成为了社会赘物；与此同时，绝对主义王权垄断了一切政治生活，锻造了一个人们日益要求平等的社会，但其代价是自由精神的丧失和空想政治的产生。 摘自《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4.67~72 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 陈文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从中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制下的法国国王在宗教身份上一直拥有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均不得“盗用”的称号，即“笃信王”。从“笃信王”概念的源流、“笃信王”内涵的演变以及“笃信王”称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笃信王”一词虽然是由罗马教廷于公元8世纪时首创，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却成为法国国王用以同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敌对国进行斗争的工具。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身份，法国方面在舆论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头衔，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促使法国王权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 摘自《世界历史》（京），2006.4.69~78 西方学术界对20世纪20年代英美关系的研究评述 刘作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北京 100732） 西方学术界对20世纪20年代英美关系的研究有如下特点：1、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研究的试点和成果不断丰富，总体上经历了奠基、沉寂、景气、繁荣和完善几个阶段；2、学术观点主要分为三派，研究方式和观点的变化折射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两次争论；3、研究模式相对固定化，多从专题和事件两方面来进行研究。 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京），2006.4.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