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史》的独特视角 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24） 《全球文明史》一书有以下独特之处：一、本书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依据准则而确定：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增强的程度和范围、在绝大多数主要文明中出现的新发展和大致平行现象。二、在农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组织，即文明，并不一定就是进步。这种中性化的文明概念弱化了世界文明史表述中的一些伦理性问题。三、注重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四、没有将游牧民族直接归于文明之中，但是十分强调游牧民族在全球闻名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将游牧民族看作文明生活区域间交流的重要纽带。五、历史研究者应该把社会历史放到历史视野中来。六、《全球文明史》把社会不平等以及人们对于不平等状况所做的反应作为历史的重要内容。七、世界版图的变化、各文明间的新型交往以及主要文明区域间显现出某种新的模式。八、封建制度主要是在后古典时代于西欧和日本两个社会发展到完备状态的政治体系。九、对奴隶制基础的分析不能限于单一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样一个原因。十、介绍了现代化论、依附论及后来的一些理论解释拉丁美洲历史的角度和各自遇到的困境。十一、在预测未来的问题上应该持谨慎的态度。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6.3.132～139 对西欧现代化“内源性”的反思 尹保云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871） 马克斯·韦伯与结构功能论者否定了直观的历史进化论对西欧现代化内源性的各种论证，而他们自己却也陷入历史进化论的困境。灾变论否定了历史进化论，用偶然性因素或灾变性历史事件来解释西欧的兴起。罗荣渠的灾变论从强调“外因”的作用入手，力图突破欧洲视野。通过对这些思想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社会是在西欧这块地方而不是在西欧传统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西欧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与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 摘自《史学月刊》2006.7.58～65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吕秀一 (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 社会科学研究科，日本 广岛)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际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 摘自《东疆学刊》2006.3.47～51 东京审判后日本的甲级战犯政策 翟新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23）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政府一面以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为代价，实现了恢复主权，进而与美国结盟的政治目标；一面则利用国内不满东京审判的民意，在国内法有限的原则下，积极促使甲级战犯复归社会。在尚未对侵略战争作彻底清算的条件之下，这个二元的政策过程既成为日本社会战犯同情论不断滋长的历史背景，也构成了强化保守政治统治基础的有效工具。 摘自《国际政治研究》2006.3.165～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