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4-0138-06 在世界历史叙事中，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历史观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本文认为，现代化理论既是一种世界历史叙事的历史观，又是一种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历史观，现代化理论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哲学传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又展示了其作为特殊话语所处的更为宽广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功能出发，来剖析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张力给世界历史叙事带来的困境。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 一般认为，现代化是某一个地区、国家的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关系可以简洁地表述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和理论抽象，现代化是现代性扩张和蔓延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态。本文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见仁见智的概念界定，而在于探究现代化理论的生成背景及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质。 现代化理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50、60年代在欧美（主要是美国）兴起并主导发展问题研究，中经60、70年代的相对停滞徘徊状态，再到70年代末至今的复兴，可谓历经荣辱沉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生成于西方，研究的对象和指向却是非西方世界。我国有的学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流派和方法论嬗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现代化理论主要有原生现代化理论、后发现代化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方法论的嬗变轨迹为：西方中心主义、一元多线论和多元文化主义。[1](P196-277)其中，后发现代化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这两个理论流派的文献中，“现代化”开始作为一个“话语”登台亮相，而“话语”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理论充斥在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谈论之中。有时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而有时它们则是相互对立的。”[2]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具有意识形态特质是由下述三方面原因决定的。 首先，冷战的时代背景催生了现代化理论的出台，使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具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特质。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冷战正酣的年代，对于业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而言，“现代化理论”之类的东西为什么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注的焦点呢？“很清楚，人们关心的决不是史学课题，而是由对现在事件的兴趣所产生的理论建构。”[3](P108)因而，“现代化和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出现在冷战的背景下，是与美国政府为了抗衡共产主义的扩张息息相关的。”[4]换言之，现代化理论是对抗彼时咄咄逼人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武器，尽管披上了社会科学的“盛装”。其次，话语与权力的逻辑巩固了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科学界的意识形态特质。依据福柯的系谱学理论，话语支配者被认为是知识和真理的东西。系谱学的目的因而就是去探索三种社会实践形式（人们的经历、知识和制度化的权力）之间的关系。冷战时期，肯尼迪政府内一大批“出类拔萃”的社会科学家们，无论是权势显赫的罗斯托，还是间接为政府服务、名震学界的阿尔蒙德，都因他们的现代化理论学说获得和拥有了政治上或学术上的巨大权力。当然，现代化理论首创于美国知识界并非偶然，因为“现代化思想与过去的‘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强烈共鸣的。”[5](P9)如果说冷战的时代背景突出的是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工具色彩，那么话语与权力的逻辑则强调了现代化理论在构筑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界“权力架构”的核心地位。第三，文化传播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现代化理论空间上的意识形态特质。“文化传播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学说，这种学说在过去的150年左右的时间里影响了众多学科和无数的学术研究主题。”[6]现代化理论从美国刚刚出炉，就扩散到世界各地并得到当地知识界、学术界的广泛回应，尽管其中不乏批评的声音，但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却长期困扰世界各地的知识界、学术界，甚至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业已日薄西山之时，在某些非西方世界才方兴未艾。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以至于有的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判断和感慨：“20世纪学术中的现代化理论更像是一种关于现代化的象征，而不是关于现代化的一种理论。”[7]尽管这样的认知不乏偏颇之处，但也颇为无奈地折射出现代化理论让人难以释怀的意识形态特质。齐格蒙特·鲍曼的论述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理解现代化概念、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特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帮助，“在知识分子的集体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由语词组成，由观念构造并受到观念的统治，屈服于观念的力量。……更确切地说，这种观点所描述的是关于这一时代的哲学意识，它并不正确，但当它如此描述时，则产生了后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8](P131)具有意识形态的特质的现代化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深远，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检讨依然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内涵和功能，以及其对我们选择和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具有怎样的意义，而考察现代化理论与世界历史叙事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达到这种认识的一个必要路径。 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与世界历史叙事 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自1797年（另一种说法是1796年）被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安东尼·特拉西提出后，其内涵就充满了歧义。时至今日，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依然是一个高度弹性的概念工具。”[9]尽管如此，还是有众多学者试图将意识形态加以界定和分类。有的学者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系列相关的信仰或假定前提，这些信仰和假定前提将某个特定的现实部分还原为易于理解的术语，以及表明应对现实的适宜方式。”[10]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文森特认为可以分辨出意识形态的四种用法，即特拉西最初明确用它来指一门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这一术语意指与某种形式的世俗的自由共和主义相关；它带有一种贬抑的含义，隐含有知识和实践贫乏和危险的激进主义之意；它被极为浅薄地用于一个非常狭隘有限的领域，指称一般而言的“政治学说”。[11](P2)卡尔·曼海姆区分了意识形态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差异，他认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依旧停留在参与欺骗和责难人们的层面，而总体概念则有关联系社会背景的集体思想体系。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涉及论敌的总体世界观；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广泛不同的经验模式和解释模式；注重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只把自己局限于客观地描述在不同社会背景中起作用的见解的结构差异。[12](P58-59)斯拉沃热·齐泽克将意识形态区分为三种形态的意识形态：“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其中“自在的”意识形态是指：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概念，其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力利益。[13](P9-20)我国学者尹保云将意识形态分为更高的意识形态（各种宗教以及宗教哲学）、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法律”“自由”、“民主”等口号）和次级的意识形态（各种政治理念、纲领、种族主义、地方主义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