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6)04-0056-03 诺曼征服后，英国有大量新兴城市出现，特别是12、13世纪，新增城市140个左右[1](P249)。同时，大量乡村人口为摆脱领主剥削纷纷逃往城市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由 11世纪的5%上升到13世纪的10%，达到了中古城市人口的最高峰。但是城镇居民仍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命运，经常受到封建官吏的盘剥，他们肆意征收市场税或任意税，控制法庭对居民随意罚款，导致英国城市居民从12世纪起就开始了争取自治的运动。与西欧大陆国家不同，征服者威廉确立了“英王的附庸的附庸仍是他的附庸”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统治机构和司法系统，形成了相对强大的王权，城市自治运动受到很大挫折，市民阶层无法与英王抗衡，斗争的目标不像意大利、法国市民阶层那样企图建立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而是极力与英王达成某种合意，将英王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规则之内，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结果城市出现了市政机构、城市法，市民获得一定自由、权利等等。对城市空间内的这些演变，从契约文明的角度应如何审视，目前还缺乏客观、具体的考察。笔者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若想对中古英国城市契约文明做出客观分析，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契约。迄今为止，人们对契约的界定不同，表述不一。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契约是合意，普通法系国家认为契约是承诺，社会主义法系国家认为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凡此种种，基本上都是从民法、经济法角度来界定契约，且大都属于近现代的涵义[2](P9)。其实，契约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现象早就出现了，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且从一开始就突破了经济的范畴，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着效用。 西方学界对中古契约文明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思潮。第一种是以梅因为代表的“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理论，认为契约是属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而前资本主义时代是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时代，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和身份准则，缺乏契约生长的社会土壤。第二种是宪政主义思潮，例如马克斯·韦伯，把宪政的源头放在中世纪，过分强调中古契约文明对王权的限制和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效用。 其实，这两种思潮都未能对中古英国城市契约文明作出恰当的历史定位。对此，笔者认为应注意三点：第一，英国近代宪政的发展，既有当时社会条件的变革因素，又有历史的成因，从身份到契约不会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中世纪的渊源。第二，契约作为社会化产物，虽属经济、法律范畴，但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换句话说，契约已超出了它开始的界限，逐步发展为物质的、制度的和心理的三个依次递进却非前后替代的形态。物质的契约即通常所说的商品经济范畴下和平、文明的交往关系；制度的契约即法治契约，是维系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心理的契约是指物质和制度契约行为中所蕴涵的自由平等、等价有偿和权利原则等内化的精神或意识，也就是所谓的契约文明或理念。契约从古至今基本上沿着这个顺序递进。第三，契约作为历史化产物，必然有着时代的特征，中古英国城市的契约理念不可与古希腊的同日而语，也不能与近现代的相提并论，它有着独特的历史定位，我们所做的只能是还原它的真实面目和考察它应有的历史轨迹。下面就对中古英国城市契约的特征和本质试加分析。 一、契约形式与人身依附残痕 在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论中，身份意味着一种以群体而不是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秩序，个人完全没有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可能；而契约则是法律关系发展、进步的结果，个人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2](P64)。在梅因看来，身份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契约是属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两者界限分明，不可混同。但实际上，中古英国城市的发展体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特征，既有契约的外在形式（如特许状、行会章程），又有人身依附的残痕，身份准则没有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仍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城市的集体附庸身份 城市所获得特许状的实质在于，“领主承认市镇为一整体单位，亦即一个集体附庸。这认可赋予公社一些本质特征——公社成员的团结一致和彼此平等，公社享有内部自治权等等。这些特许状实际上默认了城市居民阶层正如骑士、军士、僧侣、修道院长、天主教，以及所有其他已有明确界定的社会集团的成员一样，是应由某种适用于其本身的法律和属于其所独有的身份的”[3](P84)。也就是说，当城市宪章（如 1164年克拉灵顿宪章、1215年大宪章、1236年麦尔登条例等）获得以后，城市居民就据此拥有自由和权利了，但同时，“城市本身进入了封建制度的结构中后，自己会拥有附庸成了领主，凭着这个头衔，它取得了一部分属于最高领主的主权，它从封建地位中所得的权利与它造反而得的权利就分不清了”[4](P131)。可见，特许状这一契约文件所认可的不仅是城市的政治地位，更是城市的附庸身份。换句话说，城市因特许状而被附庸化了，附庸化的同时又被领主化了。这正是封建契约在城市空间内的演变，其礼仪虽与庄园有异，但本质是一样的，权利都因领主而生，义务都因附庸而起。城市作为集体附庸与领主之间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只不过有着契约外壳的掩盖而已。因此，契约和身份准则是构成城市与领主关系的两条枢纽，缺一不可。 （二）市民身份成为权利的符号 市民阶层通过特许状和城市立法获得一定的自由和特权，如经商和组织行会的权利，由此导致市民阶层成为与众不同的享有特权的阶层。取得市民资格，正与受封为武士或僧侣一样，意味着取得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在打破农奴——领主这一旧有身份准则的同时，市民资格又成为新的身份准则，成为少数人维护私利的工具。最初，市民资格对逃往城市的人是个极大诱惑②，获得这一资格的门槛不是很高，而后来所要求的资格愈来愈多，如合法的出生、出生地证明书、品行优良证件等等。对市民来说，乡村居民的存在价值只是被剥削，他们不允许乡村居民分享他们的特权。为此市民身份准则发挥着绝对的屏蔽效用，特别是在中世纪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