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研究中古西欧农奴制兴衰的著名历史学家哈切尔和另外一位学者白利合作出版一本理论总结性的著作《中世纪的研究模式：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理论》，对研究中古时代英国经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各种主要理论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其中对于中古英国农奴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作了大量的探讨。尽管哈切尔也是一个人口论学派的经济史学家，但他的人口论与其前辈波斯坦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些方面甚至恰恰相反。马克壵先生曾经在《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一书当中对哈切尔的农奴制兴衰理论有过介绍，并对哈切尔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此，笔者希望在他们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古西欧农奴制兴衰的理论模式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一、波斯坦新人口论的提出及其批评 当波斯坦提出用黑死病的人口灾祸来解释英国农奴制灭亡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当时经济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化模式。按照商业化学派的观点，中古西欧农奴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罗马帝国晚期商业和城市的衰落，欧洲经济重新进入到自然经济的状态，在一个自然经济的状态里，农奴制是一种方便的生产组织形式。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关于中古西欧庄园体制产生的解释也基本上是如此。①随着中古西欧社会的逐步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商业逐渐恢复和兴旺。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兴旺，农奴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且由于封建地主贵族在一个商业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里需要大量的货币，因而他们就逐渐把过去的劳役地租折算成货币地租。于是农奴制就逐渐走向灭亡。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刚才所说的导致劳役地租的折算之外，还通过“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这种方式促进了农奴制的灭亡。在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眼里，中古西欧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母体之外的异物，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是西欧社会未来发展的摹本。总之，中古西欧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从多方面导致了农奴制的解体。 商业化学派关于中古西欧农奴制兴衰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和我国学术界长期接受的观点。在商业化学派那里，中古以来的西欧社会经济是一个直线型的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②这部分地导致中国学术界长期认为，中古西欧社会经济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而中国封建社会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程。然而新人口论的兴起打破了以往西欧封建社会直线型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认为中古西欧同样也是一个类似循环的历程。 波斯坦对商业化学派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农奴制衰落的解释。波斯坦对商业发展导致农奴制解体的观点提出了怀疑，因为13世纪伦敦周围地区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这一地区农奴制的重新加强，而在黑死病以后英国商业衰落的14和15世纪，农奴制却走向灭亡了。而波斯坦用人口的变动来解释上述历史变动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波斯坦看来，13世纪英国许多地区农奴制的复兴，主要是由于当时英国人口过多，导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稀缺导致地主贵族在与农民的谈判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而地主贵族就利用这种有利的地位，强迫农民接受比以前更为苛刻的耕种土地的条件，其表现就是恢复了曾经一度折算了的劳役地租，甚至还新列名目加强农奴制。然而黑死病以后，由于人口的大量减少，劳动力变得稀缺，农民与地主贵族的谈判地位大为上升，为了吸引已经变得稀缺的农民，农奴主被迫取消或者清算以往的农奴义务，于是农奴制就渐趋消亡了。在波斯坦的人口论当中， 13世纪人口的过剩导致了农民地位的恶化与农奴制的加强，而14、15世纪随着人口大量减少而来的劳动力稀缺，带来了农民地位的改善与农奴制的消亡。③ 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对波斯坦等人的批评，我国学术界并不陌生。布伦纳主要是用东欧地区黑死病以后农奴制的重新兴起对波斯坦的人口论模式提出质疑，同样的人口变动在欧洲不同地方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因而波斯坦主要以人口变动来解释中古晚期英国农奴制的衰亡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关于东欧地区再版农奴制兴起的解释，我国学术界所熟悉的是世界体系论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对东欧地区粮食需求的增加，由于当时的东欧地主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并不熟悉，于是就采取了恢复农奴制的方式来为西欧市场出口粮食。也就是说东欧地区再版农奴制的兴起是西欧地区商业化发展的结果。④世界体系论的这种解释，同样也否定了商业化学派关于商业化发展导致农奴制解体的乐观主义历史观。 布伦纳对于中古晚期欧洲各地区农业发展不同道路的解释，主要是受了布洛赫的影响。布洛赫认为，中古晚期与近代早期法国王权的强大与德意志地区小邦专制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小农，使得小农对土地的占有比较稳固；在英国，贵族地主的力量很强大，结果是进行了排挤农民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规模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发展，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也没有恢复农奴制的能力；而东欧地区王权的衰微，使得地主贵族力量十分强大，结果是他们强行恢复一度消亡了的农奴制。⑤布伦纳的观点也大体如此，主要是还加入了对农民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布伦纳认为，黑死病以后，全欧洲范围内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难以通过竞争性的租佃制来保证以往的剥削水平，因而地主的理性反应应该是控制农民的流动，恢复农奴制，以超经济剥削的方式来维持剥削水平。这种情况在英国同样出现了，但是由于英国农民力量的强大，他们通过斗争击败了地主贵族恢复农奴制的企图。然而在东欧地区，主要是由于当地农村公社组织不发达，使得农民阶级无法像他们的西欧同伴那样组织起来抵抗贵族的进攻，结果是东欧的农民被当地横暴的地主贵族所征服，再次沦为农奴。⑥ 二、哈切尔等人论人口变动与农奴制的兴衰 如前所述，按照波斯坦的观点，13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庄园的反动，劳役制得到恢复与加强，14、15世纪英国人口的减少，导致农民谈判地位的上升，最终导致农奴制的灭亡。换句话说，黑死病所带来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在英国农奴制的消亡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可否认，波斯坦的人口学解释在英国农奴制的消亡中确实很有说服力。但是，英国13-15世纪的经验到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还是一种特殊性呢？对此问题，包括哈切尔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的回答是“特殊性”，并且他们对于13世纪的所谓人口过剩导致农奴制的加强提出了很不一样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