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安善花,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安善花(1964—)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日本学论坛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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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6)01—0050—04

      19世纪中后期,中日朝三国相继受到西方的冲击,古老的东方开始了近代第一次秩序转换期。到19世纪末,日本通过国内的近代化改革和与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最终在欧美国际秩序中成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一员。而原居华夷秩序顶峰的中国却丧权辱国,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东方“隐士之国”朝鲜,则最终丧失了主权,沦落为一向被自己蔑视的国家的殖民地,成为这一地区秩序转换中最大的牺牲者。针对近代中日朝三国一衰一盛一亡的原因,本文试图从中日朝三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及为彼此重新定位的世界秩序观入手,回答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的部分命题。

      一、中朝日古代世界秩序观的回顾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朝日三国的世界观都很狭隘,可谓坐井观天。在自然地理世界观方面,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像锅盖似的圆形天空靠着四根擎天柱的支撑笼罩着方而平的大地,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到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还是这样的:世界的中央为陆地,四周为海洋,在中央陆地上分布着大明帝国的15个省,其四周海洋散布着若干小岛,这些小岛合在一起还不如大明帝国的最小的一个省的面积大。[1](P179) 以这种自然地理世界观为基础,建构了“华尊夷卑”的文化世界观。由于中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形成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居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而周边诸民族诸国家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世界观方面认为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又称“中华”、“华夏”,乃“天下之共王”。而居于中华外围之地就是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民,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蛮夷是中华之藩属,此即“华夷之辨”。也是维系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条件。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这种尊华卑夷、内夏外狄的思想体系是维持儒家以君权为中心、华夷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畸形变态的不平等的世界观,是中国式的世界秩序观。所谓华夏“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2] 由于华夷观念的影响,加之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长期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使中华文明与他族他国家交往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外传播、同化异民族的过程。这种一元论的中国儒家“华夷之辨”思想使中国的士大夫认为中国文化乃天下最优秀的,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的这种华夷意识也直接影响其对外关系。因此,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依儒教王道思想而设计的。中国因文而居天朝上国,天下诸国因野而为中国的附属国。因此,华夷秩序也是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

      朝鲜因其地理上的紧邻及历史的渊源关系,直接在中华帝国的辐射之下。不仅在政治制度,而且在教育、礼仪、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统治者为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恪守与中华帝国间的宗藩关系。即所谓“以小事大,保国之道”。[3](P259) 朝鲜的世界观也深受中国的影响。1471年成书的朝鲜人申淑舟所编《海东诸国记》中有“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内修,不在乎外御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纲纪”。[4](P68) 在接受汉文化、笃信礼仪方面,朝鲜历来有一种优越感。它以中国的华夷秩序为原型有自己的“华夷秩序观”。蒙古诸部落、女真和日本西部诸小豪族就被划入朝鲜自己设计的“小中华秩序”。

      相比之下的日本,远离亚欧大陆,偏居东方一隅,其视野则更加狭隘。日本最初对整个世界的构想是:整个世界就是本朝(日本)、震旦(中国)以及天竺(印度)组成。中国和印度是古代文明大国,又分别是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发源地,因而处于核心地位。而日本则是单纯的文化接受国,处于边缘地位。[5](P57) 而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日本在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深受中国的影响,自古就对中华文明称羡不已,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同时又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外夷。1672年,日本学者熊泽藩山在《集义和书》中指出:“中夏为天地之中国,据四海之中。……南称蛮,似虫也;西称戎,似犬也;北称狄,似兽也;东称夷,似人也,为四海中之杰。……然而中夏之外,四海之内,及日本之国者无。”[6](P148—149)

      中国的华夷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华夷观念中的“天下”概念的含义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天下”常指“天下所有的土地”,即“天地所覆盖,日月所照临”,[7] 并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而日本把自己作为世界中的一国加以认识。因此在对外关系上,中国自称天朝而卑视外夷,日本则自称国,承认与西洋各国的外交对等关系。

      在日本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的非常重要的转换点——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发生了从中华主义的世界观中脱离出来,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改变。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就是将印度、中国、日本的顺序完全颠倒过来,变成日本、中国、印度或日本、印度、中国。即日本的自国中心思想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了。丰臣秀吉死后,被奉为“丰国大明信”。丰国大明信表达了支配天下或者掌管天下的思想。因为是掌管日本、中国、印度的神,所以可以认为从这时候起就已经有了从华夷秩序中摆脱出来的想法。[8](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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