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研究 刘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 文章着重讨论了世界体系理论在古代史，特别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史前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指出类似世界体系的交流网络在古代两河流域社会乌鲁克时代已经存在。乌鲁克世界体系研究在方法、角度上给古代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将考古学证据与世界体系理论相结合的问题。最后，文章还强调乌鲁克世界体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内考虑将更有助于推动古代社会的整体史研究。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京）2006.2.62~70 对普鲁士历史评价中主流观点的反思 任国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德学院，北京 100029) 战后对普鲁士全盘否定占据了史学界相关研究的主导地位，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观点系“军国主义和反动载体”观。本文认为此论片面强调了这两方面的客观存在，忽略了贯穿普鲁士历史发展主要阶段的改革所具有的社会进步意义，孤立地看待了18、19世纪历次战争，没有对普鲁士为结束民族分裂、实现国民统一以及为此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受其制约的特殊条件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是对历史并非全面的把握。 摘自《德国研究》2006.1.44~49 革命进程中的身份转换 ——朴容万与韩国独立运动 李恭忠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作为一位被遗忘的革命者，韩国朴容万在1920年代的经历，具体演示了革命者身份转变与其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他走了一条边缘性的革命道路，结果在独立运动各派别中陷于孤立，使自己的“革命者”身份日趋模糊，导致其他派别对他的不解、怀疑和敌意。在革命的内在规则下，他这种选择、表现以及别人对他的评判，推动了自己身份的再塑造，最终获得了“反革命”这一新的身份，并死于同样以革命为标榜的同人之手。很显然，革命的年代往往是充满断裂、冲突和交汇的年代。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6.2.147~153 对全球“美国化”的一种重新审视 王晓德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 350007） 在当今世界里，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美国大众文化借着全球化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世界蔓延。“美国化”已经成为非美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其实，“美国化”可能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改变东道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但不会由此改变文化传播的双向本质，更难导致其他文化被动地趋向一个所谓的“美国化”的世界。 摘自《学术研究》（广州）2006.4.9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