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超越，已经成为非西方国家学术界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予以高度的重视。众多的研究者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其中，20世纪中叶由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最早明确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全球历史观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的鲜明特征。他指出：今日世界的迫切需要之一就是关于现代历史进程的新视野，在世界事务的新形势中，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和几乎排外性的从西欧的观点出发而做出的解释，很难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历史学家被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困扰，因为感觉自己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前的经验无法提供确切的指导。这种新情况的结果之一就是历史学本身在迷失，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① 巴勒克拉夫所谓的“重新定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的传统观念如欧洲统一的思想、欧洲文明、欧洲的遗产等问题进行重新检验和反思；二是倡导建立全球史，即超越欧洲和西方，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的历史。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成为巴勒克拉夫解读欧洲历史和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研究切入点和独特视角。 一、变动的世界 二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全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了。这个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的“变动世界”对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发生猛烈冲击。对“变动世界”中各种复杂情况的观察和思考成为巴勒克拉夫探索全球历史观问题的出发点。通过对二战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 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1918年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最终形成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巨大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了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掠夺资源、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狂潮。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都拉进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面积约占地球土地面积的70％。② 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打击使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均告崩溃，欧洲很多被压迫民族获得了独立，在上述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大批民族国家。在中欧、北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包括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 一战后的20年中，战胜国试图重建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由于“分赃”不均和德国因素的影响，在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日益深化中破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世界进入了以美苏两极对抗为特征的东西方冷战岁月。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后的欧洲东西分裂，并被置于美苏冷战的最前沿，其力量虽然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有所恢复，但是欧洲以往对世界的主宰地位已经一去不返。美国和苏联成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在多种因素推动下，第三次民族独立浪潮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主权国家遍布全世界。冷战初期，东西方对抗表现尖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僵硬的两极格局出现松动，东西对抗有所缓和，因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南北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冷战的几十年间，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空前紧密，整个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发展阶段，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二战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开阔了学者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推动着欧洲的历史学家对传统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和批判，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体系，重新认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20世纪初期以来，突破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视野日益超越国别性和地区性视野而被研究者们所注重。伊格尔斯指出，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被打破，……欧洲以外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研究的领域”。③ 正是在这个史学研究进入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巴勒克拉夫通过解读欧洲历史，最早明确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全球历史观。他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入手：欧洲与欧洲的“统一”、欧洲文明、欧洲的遗产、欧洲历史的“终结”、欧洲的困境。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欧洲与欧洲的“统一” 如何看待二战之后满目创痍的欧洲？当时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沃麦尔（Vermeil）认为欧洲已经被谋杀，德国就是谋杀欧洲的凶手。欧内斯特·巴克尔（Ernest Barker）认为欧洲的肌体就像悲剧中的朱丽叶处于类似死亡的恍惚状态，但其实仍有生命，只需要注射联邦制度来维持欧洲“遗产”的永恒。布罗恩（Bruun）则提出欧洲死亡的原因是一种慢性的内部疾病，这是获得多数人赞同的观点。那么欧洲这种疾病的根源和症状是什么呢？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上述布罗恩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疾病是一种内部的关于欧洲精神的疾病， 分裂性的力量存在于欧洲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内部的疾病被外部的事件推动不断发展，这些事件都是有关联的。但是对外部事件的单纯叙述是不足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只有对欧洲历史做出判断才能解决问题。在对欧洲进行历史考察时，首先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欧洲”。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观念，它既不是一个“混合的量”，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区”，“历史并不根据大陆或地理划分而运动”，而下面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即欧洲不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单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精神的实体。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研究者就要知道自己立足于哪里。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