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6)01-0007-05 经历了40余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进入21世纪以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使倚赖国际大市场的新加坡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这对于把统治绩效作为合法性重要来源的人民行动党来说，会否因此招来新加坡公民的哀怨而削弱其执政的根基，是人民行动党需认真对待的课题；面对世界民主浪潮，年轻一代的选民有尝试多党制的愿望，而反对党的力量在整体上又相对增强，新加坡公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感正在被削蚀，——尽管这个过程很缓慢，人民行动党如何在保证其稳固的执政地位的前提下给年轻一代选民有个交代，适当给反对党以宽松的生存环境，也成为影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前景的一个因素；奉行精英治国的人民行动党正面临着人才严重短缺，不仅是高科技人才和一般劳动力的短缺，而且愿意从政的具有“直升机素质”的人才已越来越难觅，这无疑是新世纪给人民行动党带来的严峻挑战。 一、经济衰退对人民行动党执政绩效的削蚀 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其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以威权体制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公民个人自由的丧失、民主的缺乏和对反对党的打压都被看作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也主要在此。令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头痛的是，经济衰退正在逐渐削蚀其执政绩效。 在经历了2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之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即出现过三次较大的经济衰退。这三次经济衰退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一次比一次间隔缩短，衰退严重，复苏艰难。就目前来看，经济衰退似乎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没有带来多大影响。从2001年大选可以看出，选民对在人民行动党的率领下尽快摆脱经济衰退困境是抱有充分信心的。因为在人民心目中，现在尚未出现比人民行动党更强有力的力量能使新加坡经济复苏，同时还因为前两次经济衰退都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处置得力而很快得以摆脱。到目前为止，经济衰退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相反，正如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所认为的，政府因危机而得到了加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党地位得到了巩固。但是，问题在于： 第一，经济衰退使公众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一定的怀疑。况且，新加坡人民对于政府的高度依赖不利于他们真正下决心去面对经济衰退。他们已经习惯于听命于政府，经济衰退时政府自会来帮助。国家疲软的经济可能习惯了通过振兴配套来刺激，而人民也习惯了接受政府的公积金填补、以各种名称派发的股票，以及所得税、水电费杂费等回扣方式来渡过难关，这些带有物质奖励性质的配套，快要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一环，而它将使新加坡成为另一类型——既不是福利、也不是津贴的国家。在经济面对困难或进入衰退时，就推出振兴或援助配套的做法，可能让国家和国人无法有机会真正、实际地去面对困难，或者所面对的问题无法确实地反映出来[1]。 第二，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在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的现象更是普遍，党与政府实际上融为一体，自然就导致了民众对政党的较高预期。大量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甚至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都会被归结于政党。一旦政府行为出现失效，人民行动党就会不可避免地承担负面责任，政党权威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受到削弱。在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归因分析中，人民行动党往往会被人们认定为“责任人”，人民行动党的威信也因此打了折扣。李光耀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显然把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于国际大环境。2000年大选以后，李光耀一方面让选民放心，不要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悲观，因为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有能力去解决经济问题。但同时，他又指出，基于全球环境已经改变，新加坡今后要恢复过去年年取得高增长率的日子，将是不可能的。所以人民应该降低他们的期望[2]。这无异于给新加坡公众打了一针清醒剂，进而使他们不要因经济复苏进程的缓慢而影响到人民行动党的威信。 第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已经习惯于在经济衰退时用降低工资和企业主降低公积金交纳比例的做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刺激经济复苏。如此次经济衰退以后，吴作栋削减了雇主必须缴纳给国家养老金计划中“中央储备基金”的费用。这项举措并不受欢迎，因为新加坡人不仅依靠中央储备基金来获取养老金，还要靠其来获得金融抵押贷款，以及支付医疗费用。虽然吴作栋承认这并不会解决新加坡目前的经济困境，但他表示，该项举措是新加坡具有灵活性和竞争力的重要象征。“我们想向投资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如有必要，我们能够控制成本。如果发生成本问题的话，我们能够让人民站在我们这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如此快地调整成本。”生活水平降低，会不会让人民对行动党的信任和支持大打折扣？ 如何在经济衰退，至少是经济难以再以以往的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使民众保持对人民对行动党一如既往的支持，确实是人民行动党在以后的执政岁月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世界民主浪潮对新加坡威权体制的冲击 就新加坡所实践的威权主义体制来讲，自然不是完全的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但也不是政治上的停滞，而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特定形式[3]。其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人民行动党来说，其务实的实用主义理念也在民主问题上反映出来：不把威权政治看作是统治新加坡万古不易的教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人民行动党也会“与时俱进”，适时逐步地在政治民主化之路上向前迈进。只不过其步伐是渐进而稳妥的，因为吴作栋不想作“吴尔巴乔夫”。在人民行动党看来，虽然经济发展先于民主，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就有必要发展民主政治”。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并非直线型的突进，而往往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民主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的。它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