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苏哈托下台到现在，印尼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将经历多长时间，现在还看不到头，也许三五年或十年，或许更长的时间。转型期的印尼政治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它正在摆脱过去，走向未来，另一方面，它又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许多特点，与过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的印尼正在忍受分娩前的阵痛，这个阵痛也许是值得的，它可能产下一个健康的、民主化的印尼，但是，它也可能产下一个怪胎。可见，在印尼这样一个经历了30多年权威政治统治，缺少参与型政治文化，人民正在饱受贫穷折磨的国度里，向民主过渡是多么艰难。 一、印尼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苏哈托政权在1998年倒台后，印尼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大踏步前进，各种政治改革方案一个接一个出台，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领域之广，令人目不暇接。主要的有： 立法机构改革。新的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即由国会（或称人民代表会议）和地区人民代表院组成。前者共有550名成员，全部由选民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 后者由全国32个省的选民分别从各省选举4人组成，共128名成员。在2004年4月， 成功举行了国会和地区人民代表院的选举。 解除党禁。新的政党法规定，人民可以自由组织政党，只要有50个人以上的成员便可组织政党。据统计，在2004年大选时，印尼全国有200多个政党登记参加选举，但只有46个政党具有参选的资格。 恢复言论、集会、游行等自由。在苏哈托执政的新秩序时期，人民的各项自由受到许多限制甚至被剥夺，修改后的宪法进一步明确了人民享有的集会、结社、自由表达意见等权利，公民有选择宗教、教育、职业地、居住地的自由，为印尼公民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障。 总统直接选举。在印尼的历史上，总统均是间接选举产生，即由人民协商会议选举总统。在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时间里，虽然也有总统选举，但人民协商会议完全由苏哈托操纵，成为其橡皮图章，所以，苏哈托实际上成为印尼的终身总统。2003年通过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直接由人民选举产生。2004年7月，印尼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由于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法定的多数，同年9月，举行了第二轮投票，苏西洛当选为总统。 地方自治。近年来，印尼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地方自治，立法机构制定了关于地方自治的第22号和第25号法令，为配合这两个法令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府条例和总统决定书。根据这些法律和法令的规定，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人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除了外交、国防、法院、金融与宗教事务继续由中央掌握外，其他事务均由地方政府处理；省、市和县地方政府的行政是独立和平等的，相互间没有等级的分别，地方政府有权制定地方条例。 加强权力监督与制衡。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重新明确了总统、国会和法院之间的制约关系，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总统和副总统的任期为一届，最多只能连选连任一届；总统无权任命国会议员（苏哈托执政时期拥有这个特权）；成立宪法法院，审理一切有关涉嫌违宪的案件，监督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和所制定的法律的合法性等等；人民协商会议根据国会的提议有权罢免总统。 军队民主化改革。根据新的选举法，军人和警察不能参加竞选国会议员和总统、副总统；在大选中要严守中立；取消了苏哈托执政时期人民协商会议中的军人代表席位。 二、印尼向民主过渡的条件 向民主过渡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印尼目前最缺乏的是如下三个条件。 （一）缺乏完善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政党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产物，在一个国家，政党越发达、政党体系越完善，政治参与就越有序和越制度化，民主就越有保证。亨廷顿认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1]。 在苏哈托时期的印尼，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全国只有三个政党合法存在，即团结建设党、印尼民主党和专业集团。在苏哈托之后，印尼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党活动非常自由、宽松。然而，印尼没有出现一个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巫统那样成熟的政党，也没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政党体系， 这是印尼选举容易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印尼，政党只是个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一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党，一个家庭或家族也可以组织政党，这些所谓政党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相去甚远。印尼政治分析家英特拉·查雅·比里昂认为，印尼上世纪50年代的政党有理想、有奋斗目标，朝气蓬勃，与它们相比，目前印尼还没有一个能够担负领导责任的政党，因为它们既没有自己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不考虑大众的利益而仅仅关注自己的利益。英特拉·查雅·比里昂指出，如果印尼的政党没有进步，仍然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那么，印尼的政治发展就没有前途和希望，“承受这个重担的恰恰是政党。政党在我国政治体制中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希望渗透到每一个机构，譬如要进入立法机构，或总统机构都必须经过政党的途径。宪法规划了政党的关键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政党在未来5年没有什么作为，那么我们可能会向后倒退。人们会对政党失去信心和厌倦，这是政党的损失”[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