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关于亚细亚主义的定义中，本文主要拟用竹内好的定义：“亚细亚主义不是一种能够客观地进行限定的思想，可以说它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东西。”“亚细亚主义并非完全与扩张主义或侵略主义重叠，也不完全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及国民主义）重叠，当然也不与左翼的国际主义完全重叠。但是，它与上述各种主义又都有重叠的部分，特别是与扩张主义重叠的部分大一些。更确切地说，亚细亚主义是从明治维新后的膨胀主义中结出的一个果实，但又不是直接脱胎于膨胀主义，是从膨胀主义的母体中首先分娩出国权论和民权论以及稍后一点的欧化和国粹这两对双生儿，再从这两组相互对立的思潮中产生了亚细亚主义。”① 同时参考《世界大百科事典》中对亚细亚主义所作的解释：“亚细亚主义是一种近代日本对外态度的一贯倾向，与各种政治立场相结合并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其具体内容也随之转变，是极为复杂很难把握的思想，但其最大的特征在于一边宣扬亚洲各国唇齿相依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暴力底下解放亚洲；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起到蛊惑日本抢先于列强侵略亚洲或者说取代西方殖民侵略亚洲的作用。”② 本文有两个论述前提：①在看似截然对立相互矛盾的各种亚细亚主义中（至少在日本人看来）必有其一贯的逻辑，内含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趋同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不准备对各种亚细亚主义作具体的比较区分，只是试图对这种倾向性的东西做最大公约数似的概述，甚至不打算把作为对立面的脱亚论排斥于论述框架之外。②亚细亚主义是否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还是像有人所说的不过是一种心情似的东西。本文回避这个问题，拟用逻辑和伦理代称。 一、现实 亚细亚主义之所以能呈现出如此多义、相互贯通又相互矛盾的景象，首先基于现实之纷繁复杂，而各种亚细亚主义统合的主要基础就是与现实的契合，日本文化显示出浓厚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理论应现实需要而产生，逻辑不过是固有之认识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组接和有序联系，伦理不过是对其的确认。 1、日本的国际秩序——牛尾？鸡首？亦或其他 作为唯一非西方的后发资本主义新兴国（因而也是非既得利益国），在从旧等级中脱离出来的过程中和脱离出来之后，需要重新审视整合自己的外交资源，对既定的殖民秩序作有利于日本的调整，面临着以何者为轴建立自己的势力圈的难题。第一种是以横向等级为轴划线，即福泽谕吉所谓与西洋诸国共进退，不必顾及邻国之谊，对待中韩等国一如欧美，是为脱亚。其伦理是西洋——文明——日本、东洋——野蛮——中国，其内在真正之逻辑是日本固有的强者崇拜（反面就是弱者欺凌）与强者结盟和社会进化论弱肉强食之间的契合。这种格局框架的难点在于日本直到近代以前都不属于西方体系，不具有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习惯、历史传统，文化上也有隔阂。事实上西方并不欢迎日本轻松晋级、排斥歧视日本，这可由巴黎和会上第一个人权法案的提出（提案国日本）及其尴尬遭遇得到证明。而这种先进班级中的劣等生待遇（牛尾）又能给叫嚣雄飞海外开拓万里波涛的日本以何等的满足感成为问题。第二种是基于亚洲地缘，建立在东洋——西洋两极对立的框架之下（固然有人种、历史文化、同仇敌忾、命运连带等方面的考虑，但直接是出于对西方排斥的逆反以及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原理）。又可分为两种：①亚洲横向连带论（古典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宫崎寅藏），主张亚洲各国至少中日之间的平等。对于熟谙力的原理的日本来说，亚洲连带论的前提条件是亚洲诸国（主要是中日）的均势或是日本对中国的劣势。但是中国却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落败沦为半殖民地。近代亚洲并未出现中日双雄并起局面，于是昙花一现的亚洲连带论可以被解释为一段前史，是在中日国势走向尚不明朗之时的一个未分化阶段和预备过渡期，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含有其转变的必然性。②以日本为首长，亚洲各国“各得其所”的日本式纵式等级秩序的扩展。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东亚联盟论、近卫笃磨的支那保全论、玄洋社＝黑龙会一系的日本盟主论、尾崎秀实等的东亚协同体论、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亚细亚观等，是日本固有的纵式社会原理与明治前后受民族危机刺激萌发的选民意识的杂和。又可细分为：①日本指导论；②日本吸收论。如果以①②为一线段这两端，日本盟主论就是线上各点。前者偏重于思想上的输出，即所谓明治维新在中国的再版，作为新生中国的精神教父，最终要造成一个强势的中国。后者主张日本现实地吸收亚洲，吞并亚洲，亚洲形骸化，日本＝亚洲，是更高层次的脱亚。①的难题是由于中国对日本的天然优势（如人口、面积、历史文化传统等），面对维新的强大中国，日本如何维持对中国的优位，日本的指导地位是不能长久的；另外由于中日国情不同，维新输出是否具有现实性也值得怀疑。 平野义太郎《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基础》中的一节可以为亚细亚主义的变容作最好的注解：“如果邻国支那作为友邦足可依靠的话，中日两国就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相互扶持以挽回东亚颓势，可惜……，清韩被列强侵略，其余波所及，威胁到日本国的存亡。因此，为改变这种不利形势，一种方法是日本尽力促使邻国的觉醒，迅速确保其独立自主，促进其固有文明、启发指导其富强之道，培养国力以对抗西力东渐；若此道行不通的话，那就唯有培植日本自身的力量（靠掠夺亚洲国家）把日本的国防圈扩大到整个东亚，靠日本来保全东亚。”③也就是说在冠冕堂皇文明进步、自主独立的背后，真正的秘教却是现实主义的力的强弱，亚细亚主义随日本、欧美、中国（亚洲）三者力量之比变化而发生衍变。因为力量对比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亚细亚主义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与时间的推移相关，但又相互矛盾，可以说是日本对东亚秩序步步选择、步步发展的结果，大东亚共荣圈是其必然的归结。 2、日本改造（从自由民权到法西斯的昭和维新） 亚细亚主义的另一思维觉度是日本国内问题。当时日本国内可粗略分为现状维持派和现状打破派。维持派为了维持现状希望祸水（现状打破派）外引，打破派为了打破现状把中韩看做引火物、实验田，于是一大批所谓“不稳分子”的注意力就被引向或主动转向邻国，从自由民权主义、国权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相互对立敌对的思想作为其共通的结论：革命求诸于国外、应对外压式的被动的日本革命。理由很多：日本民众保守、政府镇压，日本难于革命；革命引发动荡成本过高；或仅仅因为缺乏国内革命勇气避重就轻的儒夫主义。1885年大阪事件事发后，大井宪太郎在法庭上辩称不存侵略之念，只为不忍坐视韩国背离自由民主、丧失独立自由，出于拯救韩国人民的善举。但最终的着眼点却是因为日本民众尊古嫌新、顽固守旧，要以朝鲜革命这种非常手段来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心，以求举国一新。在朝鲜“放火”再引到日本，这就是自由民权左派大井宪太郎的逻辑。④石原莞尔更是把满州（中国东北）视作推行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的实验田。 综上所述，日本亚细亚主义或是出于对西力东渐的应对以及融入西方而不得以至对整个西方文明的逆反，又或看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曲线道路，根本动机本不在于亚洲各国之间由于文化、历史传统、价值观的自主认同。正如竹内好所说亚细亚主义不过是欧化国粹、民权国权对立下的派生物、附属品，本身不具有独立自足的思想形式，而寄生于其他思想之一隅，也不以其本身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不过是近代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对现实困境的应对手段，而不具有终极价值理念的意义。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尚未建立或建立不久，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的近代亚洲，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亚细亚主义其存在的可能性本身就值得怀疑。此时的亚细亚主义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变体，是民族主义在古代东亚秩序余荫下、西力东渐的现实中的体现，缺乏理念价值的亚细亚主义也就注定了其无节操性、被恶用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