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在美国政治精英的国际政治观中，自由主义始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美国政治精英国际政治观中自由主义传统的意义似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对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的解读。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不仅以“理想主义”著称，而且被尊为“现代美国国际主义之父”。[1](p.37)崇尚传统是英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是威尔逊的显著个性。作为长期从事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型政治家，威尔逊对西方传统、尤其美国传统有着深刻理解。在其任职总统期间，美国内政革新方案和对外政策变化几乎都是在尊重和发扬传统名义下实现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威尔逊国际政治观中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意义，就其国际政治观的时代精神与美国传统的关系做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全球扩张思想形成 美国是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这是美国人始终引为自豪的。最初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移民们相信：他们肩负着按照“上帝”旨意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希望之乡”的神圣使命，肩负着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从而“拯救”人类的使命。这种反抗专制压迫和宗教迫害、追求民主自由的观念与清教徒宗教使命感的结合，就构成了美国人始终挥之不去的“民主改造世界”梦想，同时也成了美国自立国起不断寻求对外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当美国自身相对弱小时，他们强调美国要细心照料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标榜以美国的“成就”和“克制”为世界树立“榜样”，向人类昭示走向民主自由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主张以美国政治理念主动干预世界事务的观点不时出现在政坛和报章上，但始终都不能成为指导外交决策的主流观念。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世界变化和美国自身的迅速崛起，以美国自身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积极“干预”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追求。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的威尔逊自然就成了这种政治理想的重要代言人。美西战争以后，威尔逊不断告减国人，美国保持孤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他强调：“我们现代生活的过程是迅速变化的，我们不能停下来遗憾。只有那些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在事件的飞快发展中思考如何驾驭的国家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为自己也为别的国家行动”。[2](p.30)他宣布，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和“道义责任”：“使全人类获得相同的解放，使所有人都成为公民，消除世界各地的特殊权利”。[3](p.176)他解释说：“我们曾经以我们的观点征服世界。我们曾经通过灌输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治上黄金时代的希望来征服人类。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另一场精神上的征服，——或许不是在政治学领域，而是为了那些生活在不同政府下的人们，为了使人性的过失在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下都能够得到克服。”[4](p.420)他相信，只有“在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把人类权利置于所有其他权利之上，知道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的旗帜时，美国才能达到它最灿烂的时期”[5](p.65)。不论对美国的目标做何诠释，美国全球扩张，或者说“征服人类”，始终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基本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民主自由观念的扩张性特征不仅来源于自由主义与清教使命观的结合，也源于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本身。简单地说，在美国传统观念中，“自由”始终主要是指人民享有“权利”的自由，而“民主”则是指通过一定程度上限制政府权力以确保“权力”为“权利”服务。在美国人的主流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始终是“自由”，而不是“民主”。作为注重传统的政治家，威尔逊全盘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如美国学者悉尼·贝尔所述，“对威尔逊来说，自由一词比民主更重要。”[6](p.13)威尔逊强调，“自由”与“民主”不可分割是“上天已经完全揭示的政治进步的唯一法则”[7](p.52)。但是，威尔逊所谓“自由”概念的使用从来都不限于美国国内情况。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自由的含义，那么，我们必须既要维护美国国内的自由，也要维护国外的自由，这不只是我们自我理解的问题。”[8](p.541)显然，这种对“自由”概念的诠释，正是威尔逊全球扩张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880年，威尔逊就把“自由”定义为：“自由贸易，以及扩大的和纯正的选举权，公正而自由的土地制度，完善的金融，一种勇敢的、有价值的、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外交和殖民政策”等。[9](p.616)在这里，“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外交和殖民政策”成了“自由”概念中必不可少的内涵。在美国历史上，麦迪逊曾经认为，除非通过政府机关彼此制衡和“领土扩张”加以调节，否则，就会出现以“多数人派性”为特征的“大众民主”，对“自由”造成危害。威尔逊对此赞赏不已，并称赞麦迪逊是“伟大的美国人”；相反，他对杰弗逊的民主主义理想并不十分欣赏。他赏识杰弗逊对“国家生活中的基本平等所抱有的强烈的爱”和对“他认为是所有美国人民理想”的献身精神，但他把杰弗逊的民主政治观视为来自欧洲的“外来思想的产物”，不符合美国民主的“自然和健康需求”。[6](p.15)基于“自由”与“扩张”密不可分信念，威尔逊始终相信，正是对外扩张造就了现代美国，巩固和发展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培养了民族情感，使国家变得“充满活力、资源丰富、成熟务实和保持自信”。[10](p.12)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伴随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普遍不满的时代。威尔逊起初并没有从时代变化看待内部矛盾造成的危险。他把“民主”分为两类：一种是以盎格鲁—萨克逊背景为基础的民主；另一种则是世界其它地方以“多数人派性”为特征的民主。他相信，只有英美民主制度才是最优越的，因为民主只能在“具有最高尚和最稳定政治习俗的人们”中形成，而“不是人民党式的，由不满而产生，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他把后者视为“反叛行为”和“破坏性力量”[6](pp.16-17)。19世纪晚期是大量移民涌入美国时期。正是从其相对特殊的民主自由观念出发，威尔逊首先把美国社会矛盾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欧洲移民的涌入。他写道：“我们自己温和的血液，被锻炼得沉着冷静，行为克制而恰如其分”，被“外来血液所玷污”；欧洲在输出其人口、习俗以及“愿意试验政府形式”的政治哲学，这“将对我们的萨克逊政治习俗产生恶劣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关于国内矛盾和问题的出现，舆论应该建立在对种族差异的认识上，而不是基于对经济与社会状况关系的认识上。[6](p.18)显然，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主要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源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而不是如威尔逊早年所说，是外来移民涌入和两种民主观念冲突的结果。随着内战重建结束和工业化进程完成，随着美国逐步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和资本高度集中引发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大城市和大公司的涌现，搅乱了自由竞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动摇了美国人关于“自由放任”就可以提供充分自由和无限机会的传统信念。西部边疆的消失意味着国内市场无限扩张可能性的消失，使美国人首次产生了空间上的相对拥挤感。各种激进政治派别和改革要求的出现，尤其劳资冲突加剧和农民运动崛起，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美国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推移，威尔逊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越来越把对内推进改革、对外加强扩张视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维护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出路。但是，以其相对独特的民主自由观念看待世界变化和美国扩张要求却成了他不变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