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等级”(ordo/ordines)的论述。19世纪末以来，等级观念，尤其是三等级(the three orders)观念渐渐成为一个历史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较为广泛的重视，三等级观念也逐渐被视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一个特征。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西方学术界对三个等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起源、内涵以及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等级观念中的作用等方面。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多。彭小瑜先生在关于中古教会的等级结构与权威分布的论述中谈到三等级问题的复杂性[1] (P458—461)，但并没有展开。虽然西方学者对此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其各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无疑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各家的看法虽有可信之处，但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在对三等级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三个等级的关系到底如何？是不平等，还是平等？各等级的关系有没有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这个问题作初步的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等级及三等级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既存在认识上的多样化的分类，又存在理论认识与社会现实间的矛盾，还有各类别内部的组成、等级之间的交叉、重叠、变动、冲突以及各等级内部的演变与再分等问题，中世纪的“等级”与近现代的“阶级”概念也有着较大的差别[2] (P452—466)。此外，等级观念的变化是直接受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的，这是本文的根本前提。限于能力和篇幅，行文中不再讨论上述问题，只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试着对三等级的关系作一般性的动态考察，尤其注重教俗之间的权力之争对它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目前已知的文献，三个等级的说法最早出现在9世纪，并在10—11世纪得到较为系统的表述。 一般认为，三个等级说法的雏形出自9世纪末英格兰维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笔端。他在翻译波埃修(Boethius，约480—524)的《哲学的安慰》一书的第2卷第17章时，加上了自己的一段话，说：“这些是国王的材料与统治的工具(tolan)：他应当让自己的土地上住满人；应当有祈祷者(gebedmen)、作战者(fyrdmen)和劳作者(weorcmen)。你知道没有这些工具任何一位国王都无法展示其技艺。”[3] (P919)乔治·迪比认为：修士奥塞尔的艾莫(Haymo of Auxerre,? —约875)是类似说法的“第一人”，他在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提出教士(sacerdotes)、战士(milites)、农夫(agricolae)的划分[4] (P109)。虽然有了分类，但“等级”一词并没有出现（注：阿尔弗雷德的行文中用的是tolan(工具)，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则交替使用tolan、geferscipum和geferscipas。学者们对后两个词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人翻译为“阶级”或“等级”(Dorothy whitelock(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1,c.500—1042,p.919.Giles Constable,Three Studies in Medieval Religious and Social Thonght,p.279.)有人则理解为“支柱”(Georges Duby,The Three Orders:Feudal Society Imagined,p.100.)。从上下文判断，“工具”或“支柱”较确切。）。 大约一个世纪后，英格兰本笃会修士阿勒弗里克(Aelfric，约955—1020)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三个等级问题，并首次明确使用“等级”一词。“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有三个等级，结为一体：这些是劳作者(laboratores)、祈祷者(oratores)、作战者(bellartores)。劳作者是那些为我们的生存而劳动的人；祈祷者是那些为了我们的和平恳求上帝的人；作战者是那些为保护我们的城镇，保卫我们的土地免遭军队入侵而战斗的人。农夫劳动供给我们食物，世俗的战士必须抗击我们的敌人，上帝的仆人必须永远为我们祈祷，并在精神上抗击无形的敌人。”[5] (P10)作为当时英格兰本笃会改革的重要人物，阿勒弗里克不止一次论述过这个问题。与阿勒弗里克交往较多的约克主教乌尔夫斯坦(Wulfstan of York,? —1023)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在1008(一说1010)年所作的《政体要义》中说：“每一个完美矗立的合法的王位，都竖立在三根柱子上：一根是祈祷者，第二根是劳作者，第三根是作战者。祈祷者是恳求者，他们的职责是服务上帝，并日夜真诚地为国家代祷。劳作者是干活的人(workmen)，负责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物资。作战者是武士，他们用武器勇敢地保卫国土。”[6] (Ⅳ) 欧洲大陆关于三等级观念的明确论述要比英格兰晚（注：一般认为，虽然关于三等级观念的论述最早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但其渊源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大陆(J.H.Bur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350-c.1450,pp.239—241.)。迪比认为，阿勒弗里克继承了阿尔弗雷德的说法。至于阿达尔博洛和杰拉德的论述是源自英格兰还是奥塞尔的艾莫，迪比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较倾向于后者(Georges Duby,The Three Orders:Feudal Society Imagined,pp.102,107—109.)。），出现在11世纪初的法兰西拉昂主教阿达尔博洛(Adalbero of Laon,约955—1031)和康布雷主教杰拉德一世(Gerard of Cambrai,约975—1051)的著作中。阿达尔博洛在《致罗伯特王的诗》中说：“信仰的本质是单一的(simplex)，但在等级顺序上有三种身份……被视为一个的上帝之家因而是三分的。[一些人]祈祷，一些人作战，其他人劳作。这三类人是合在一起的，绝没有裂痕(scisscura)。因此两个的工作是立在一个职位的基础上的，[反过来]他们也给所有人以支持。这种三方的连接因而是单一的。”[7] (P283—284)大约在同时，康布雷主教杰拉德一世也说：“从一开始，人类就被分为三种，祈祷者、农夫(agricultori)和战士，他还给出清楚的证据，表明这些阶层的每一个都是另外两个的左右手，相互支持。”[7] (P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