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孜（Nuzi）位于两河流域北部（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名、地名等的翻译均参考自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先生编制之《古典所中西文专有名词对译字表》。），靠近今伊拉克城市基尔库克（Kirkuk）。前十五世纪，胡瑞安人（Hurrian）占领旮苏尔城（Gasur）（注：胡瑞安人属于印欧语人，大概来自伊朗高原西北部。约前1500年左右，形成米坦尼（Mitanni）王国，领土包括亚西里亚（以亚述为中心），东起扎格罗斯山，西至地中海的广大地区。约前1360年起，遭受赫梯打击开始衰落。），将其改称为奴孜，虽然其居民中混有胡瑞安人的名字，但本地塞姆语居民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仍然保留下来[1](pp.211～212)。在文字和语法方面，它与古阿卡德语大体相似[2](p.25)。前1450—1350年期间是奴孜地区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后臣服于亚述。1926—1931年间，一支美国考古队发掘出了奴孜古城[3](p.321)，迄今已出土整理了大约五千余件楔形文字泥板（注：由M.A.Morrison,D.I.Owen,M.P.Maidman 等人主编的“奴孜和胡瑞安人文明及文化研究”系列丛书（Studies on th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of Nuzi and the Hurrians,SCCNH）对奴孜地区的原始文献进行了整理，从1981年出版第一期起，迄自2003年已出版14期。其中，国内有藏及可供利用的期数如下：1981年第1期，1987年第2期，1989年第3期，1993年第4期，1994年第6期，1998年第9期，1999年第10期，2003年第14期。）。这些泥板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交换、誓约、收养、遗嘱、法律、财产目录、私人合同等广泛的内容，“这些私人文献照亮了黑暗时代”（注：由于前二千年代后半期从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发掘出土的文献资料有限，限制了对其历史发展进程细节的认识和了解，故有的学者将这段时间称为西亚发展史中的“黑暗时代”。）[4](p.3)，给我们提供了得以窥见奴孜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机会。“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应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之所以记录和载述，是为了保存经验，巩固群体，传授后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衣食住行。”[5](p.24) 在这些文献中，有关收养问题的资料占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从中可以了解到收养本身的运作方式以及支配其运转的深层次动机与原因。 收养制度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就已经为习惯所确认，在阶级社会中它往往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如罗马法将收养分为自权人收养和他权人收养（注：罗马法根据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把人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自权人是指不受家长权、夫权、或买主权支配的人，他权人则是要受到家长权、夫权、或买主权支配的人。自权人拥有权利，一般来说，自权人就是自由人；他权人隶属于他人支配权之下，没有独立人格。），后者又分为完全收养和不完全收养。盛行于欧洲中世纪初期的日耳曼习惯法认为，被收养是加入另一个血族团体的重要方法。从中世纪到近现代，世界各国立法中大多设有收养制度。对于收养关系产生的条件，从当代多数国家的立法成例来看，其中之一就是一人不得同时收养二人或多人为养子女。我国《收养法》规定，被收养人应该为具备特殊情况的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对收养人应具备的条件诸如要年满三十周岁等，以及送养人的资格都有详细的规定和限制。“在收养类型上，长期以来一直难以统一，既存在典型的完全收养，又存在不完全收养或简单收养（又称限制收养），还混杂有事实收养或习惯收养乃至寄养等类似于收养的形式”[6](p.173)。 “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7](p.166) 存在于奴孜地区的收养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收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被收养人一般都是成年人。收养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据文献记载，有一个人曾经被收养多达200次[8](p.43)。当然，在古代两河流域真正意义上的收养肯定是存在的（注：例如，汉穆拉比法典第185条提到了收养初生婴儿为儿子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奴隶被释放后由收养而成为养子的特殊情况[9](p.131)。但在奴孜地区，经济意义上的收养在数量和普遍性上十分突出。收养契约的形式、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1.赠送土地所有权的收养；2.购买土地所有权的收养；3.涉及兵役份地条款的收养。这其中又包括对男子和对女子的收养，关于对后者进行收养的文献数量不多。从可利用的材料看，对女子的收养有几种情况：一是收养地位低的别人家的女儿；二是被收养人是富有、有地位的女子，并购买了收养人的土地；三是父亲在没有儿子（包括亲生的与收养的）的情况下，将其亲生的女儿收养为儿子，赋予其权利，目的在于避免父亲死后家族其他成员对他的财产进行侵吞[10](p.35)。下面只对男子被收养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