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由于党和政府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视、全国世界历史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裴然。这使本刊有可能选择有时代性、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需要的成果和佳作，奉献给读者。 选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创意的文章，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是本刊在选稿中的优先考虑。于沛同志的文章《弘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正是本刊需要的这种类型的作品。 在这篇文章中，于沛同志指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它是世界历史研究的灵魂。虽然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爱国主义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一点没有变化。因此，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自觉地将世界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使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是非常必须的。[1]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全球史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今年本刊介绍了国内外研究全球史观的文章。为了加强对国外学术信息的了解，本刊特别注意介绍国外的有关文章，其中有美国《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主编杰里·H.本特利（Henry H.Bently）的文章。 杰里·H.本特利从美国人的角度，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的评述。杰里·H.本特利认为，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是在20世纪出现的，他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20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交流的有意义的问题。 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国流行现代化分析理论。现代化分析理论关注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又现代化分析理论，派生出依附理论。在美国的各种学派中，坚持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的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而研究工业历史的学者则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分析。 到80年代后，强调生态史的研究。生态史成为用全球史观研究现代世界的基础。杰里·H.本特利指出，虽然上述的研究各有突破，以及不足，但是都对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许多观点，虽然仍有可以进行探讨的地方，但是他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有助于了解中国对相关理论的研究。[2] 中国学者在史学理论上也有精彩的论述。郭宇春在《简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是相对于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而言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新旧史学斗争抗衡、交替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新史学取代了传统的旧史学。新史学强调把历史研究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注重分析、解释，主张打破学科界限，提倡跨学科研究。 虽然郭宇春提出的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值得人们去思考。但是他有一些提法，也是存在问题和需要商榷的。例如他认为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主张史料即史学，写史必须客观、公正，认为只有到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中挖掘史料，才是真实、可靠的。[3] 如果把这种提法与作者在上文中提法放在一起思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即，如果旧史学仅指兰克学派，那20世纪50年代新史学是否就完全取代了兰克学派？如果完全取代，是否有局限？目前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一些主流的和处于领导研究潮流地位的刊物，流行着一种看法：他们过分强调一种观点，即只有依据档案材料做出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只有“依据档案材料做出的文章，才能产生好文章”的论断，是否就100%正确呢？用二手材料是否能做出好文章，甚至做出突破性和创新性文章呢？其实，这些问题是见仁见智，非常值得讨论，以得出正确的答案。[4] 在强调选用论述历史观文章的同时，本刊很重视从新的视角，对传统基础理论课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徐台榜的《论十字军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毕会成的《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族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5]、李海峰的《试论古巴比伦时期土地租佃中的租金比率》[6]、徐浩的文章《前工业社会中的城市结构与市场导向》[7] 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同时，为了了解西方学术观点，本刊也复印了一些外国人写的有关论文，如法国人P.韦纳的《何谓罗马皇帝？——‘帝者，神也’》[8]等论文。 今年本刊非常关注的另一重点，是研究近现代资本主义强国的兴衰。如张宏毅的《美国、苏俄兴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9]、钱乘旦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10]、以及袁伟时《大国兴衰之五大枢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 介绍一些具有史料价值和颇有见地的文章，对促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必要的。令狐若明的《古代埃及的档案》[12]、李丹惠的《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对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13]和沈志华的《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14]等，都是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上的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