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边疆史地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范畴。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时部分有正义感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关心现实问题和边疆局势，为御侮图强、筹边谋防而献计献策，像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沈垚、张穆、何秋涛等都以讲求边疆史地学而闻名，使边疆史地学成为晚清有一定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派别。魏源是当时经世之风的积极倡导者，他将经世精神倾注于史学研究之中，主张“史”与“治”相结合、史学研究实践和著述应为社会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指导，他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就是这种经世史学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屈辱条约的签订，使魏源感到无比忧愤，忾然触胸中所积，于是搜罗各类史料，“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之本末”，①写成《圣武记》14卷，又在林则徐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纂成《海国图志》100卷，晚岁精力复萃于《元史新编》一书。此三者都为救亡图存、抗敌御侮而作，带有很强的经世目的，同时也可说是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结晶。 一、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 （一）《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 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因为：(1)元代西域西北接俄罗斯，西南连五印度，研究它对于了解这些地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元代疆域之广大，亘古所无，宣扬其盖世武功可以激励清朝统治者提高自信心，整饬边防抵御外侮；(3)旧《元史》芜蔓疏陋，于元西北疆域尤其模糊不清，如能将其清厘出来，对于了解北部边疆用兵地形，提供经营北边的经验大有裨益。因此，魏源有意识地利用国外的史料来研究元代的历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其实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就已涉足元史，他说：“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亹亹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②“一图”即《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四考”即《元代征西域考》两篇及《元代北方疆域考》两篇。后来，魏源又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有关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等史料，又数年旁搜《四库全书》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诸书，乃以邵远平《元史类编》为蓝本，“增益于钱、汪诸氏之考订，徐松之绪论，就《元史》删其繁芜，补其缺漏，订其谬误”，③成《元史新编》一书。《元史新编》与《元史》相较，值得肯定的地方甚多，就其在边疆史地的贡献而言，莫过于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的厘定。魏源的工作突出表现在：第一，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缺略的太祖、太宗、宪宗三朝本纪，充实其内容。第二，补充了一些开国功臣传，如开国四杰中之博尔忽、赤老温等，至于其他各传如“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等，或增补或汰冗，无不一一予以厘正。第三，新增《太祖平服各国传》、《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传》详开国平服各国事，与所补三朝本纪及有关传记为表里，参伍互证。第四，增《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传》记中叶东藩与北藩，以明代东部和北部边域情形，详当时边徼尾大不掉之势。通过以上这些新增的本纪和列传，蒙元从初起至中叶以后在漠北和西域的历次军事行动如指诸掌，而这些边疆地区的道里山川、风土人情亦于文中反映出来。第五，补阿母河、和林、辽阳三行省地志（此部分原稿今已散佚，不过，由该书《凡例》尚可窥见其梗概，可知魏源搜讨之勤，胜于旧史）。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其方位虽间有疏略，而其高瞻远瞩，辟榛莽而启津途，足以补《禹贡》之缺、步章亥所未穷已”。④这应该是他对元史的卓越贡献，也是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对晚清学者有关西北地理和元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魏源对中俄关系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 清代，举凡东北老林古靺鞨旧地、漠北蒙古、西北准噶尔、回疆悉皆内属，俄罗斯成了与中国北部直接接壤之邻国。然而，在魏源之前各家之记叙俄罗斯者均过于零碎且多舛误，近代综合各书对俄罗斯事详加考证、进行系统之研究则始自魏源，我们只需翻开《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一望便知。魏源所撰《海国图志》中有《北洋俄罗斯志》，裒辑《俄罗斯国总记》、《西域闻见录》诸书，于《俄罗斯沿革》末附《元代北方疆域考》两篇（即考元代俄罗斯境，为其一精心结撰之作）。道光二十年(1840)魏源第一次修订《圣武记》时，即将重点放在论述新疆和俄罗斯问题上；道光二十六年(1846)再次修订时，对有关新疆各篇和俄罗斯篇又进行了增订，卷6《国朝俄罗斯盟聘记》采集康熙、乾隆以来中俄交涉事迹对中俄关系史事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暴露出清朝边防的严重危机，拿北部边疆而言，当局对中俄边界的一些具体情形并不十分清楚，历史文献也缺乏明确的记载，许多地区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这将给外敌以可乘之机。比如说，与俄接界的东海诸部，自清开国初即已经内属，其地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吉林东部的屏障，因仅设姓长乡长未立专官，是故事迹不彰，赵翼撰《皇朝武功纪盛》自康熙中征讨三藩之役以后悉有述略，而东海之事阙载，像《一统志》、《皇清通典·边防门》、《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会典》诸大型志书也概付之阙如。魏源沉痛地指出：“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茫如绝域。”⑤因此他在修《圣武记》时于《开国龙兴记一》中，对东北诸部详论及之，搜罗各家撰述，对东海使鹿、使犬、鱼皮、各种落之习俗、里至、物产及与中央之关系无不详加考究，意在唤起人们对这些地区的重视，也为后之筹边者取鉴。魏源对北部边疆和俄罗斯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俄罗斯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后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以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为范围，对北部边疆和中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叙和考证，较之魏源便有了深入，如前面所述东海诸部事，魏源《圣武记》尚限于附记，而在何秋涛《朔方备乘》中已有《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的专记了。然而，我们只要将两书对校，就会发现何氏受魏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三）魏源关于边疆地理沿革研究的几点看法 魏源在研究边疆史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很注意对这方面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官修志书记叙边疆史地时，要严格类例，杜绝“两不收”情况的发生。魏源指出：“官书之患，莫患于两不收。”⑥作为国家重要典籍文献的志书，旨在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为研究者、筹边谋防者提供指导，如果出现严重的漏载现象，就不是个小问题。如乾隆中修《大清一统志》对于科布多、察罕淖尔、乌里雅苏台“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⑦竟一字不及，像这样的大型志书纰缪如此，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再如东北濒海诸部，《大清一统志》在“外藩疆域”未曾附言称：此诸部是内属，故不列于外藩。那么在东三省的有关部分该有所记载吧，可及至查阅有关文献却又一字不提。这就给后来之研究者、决策者带来很大不便，地既不知，也就谈不上重视，如此整饬边防，又何以对付外来入侵？第二，关于塞外山川地名的音译。塞外山川地名，往往因音译兄弟民族语言，佶屈聱牙，晦涩难懂。魏源觉得只有《大清一统志》体例最善，“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汉语大全而蒙古语分注其下”，⑧地从主人，名从中国，使人看起来非常方便。还有，记塞外山川最好能标明“山”、“泊”等字样，以便使人一目了然。第三，地理位置切忌疏阔不详。魏源认为，金石典册之文，“当使后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贼情”，⑨应该交待得具体清楚，不可如同稗官小说一般以幻为奇。他说方略、军报动言遇贼于某村某冈某沟，败分几路窜遁，却不言此村此冈此沟处于哪州哪县，使人一头雾水，他指出：“若不以州县为纲维、山川南北为经纬，但见村、冈、沟、径，纷错驰击，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几同于小说乎？”⑩从这里可以看出魏源所具有的识见和谨严。第四，官书间矛盾当折衷一是。塞外山川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也有因翻译各异而实即一地方者，错综复杂，各书记载亦往往相互歧异，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对于此种情况，魏源认为应广泛征引史料，彼此对校，择善而从。这种例子很多，难以一一细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