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6)04-0115-07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863年在瑞士始创后，各国相继成立红十字会并申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1]。1904年清政府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前往瑞士，于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中国由此而加盟国际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国。”[2]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①。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3]，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研究其起源问题很是必要。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②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笔者认为应从研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入手。但从红十字进入中国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些被认为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影响较大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组织有：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③目前学者就“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计有三种：周秋光先生认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2]；闵杰、池子华先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是中国救济善会”④；朱浒、杨念群先生认为“将1900年的整个战争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4]。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就涉及到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救护团体的评定问题，同时也表明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仍属必要。需要指明的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组织实体，故本文实乃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意义上的起源。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实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出现紧密相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是中国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挟持下，竟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5](P180)。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三省同胞。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以及有关东三省难民的各种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具有良好义赈传统且义赈能力较强的上海人士的真切关注。出于对东三省受难同胞的同情，同时也出于要救出在东三省土地上生活着的“至今既未一回”的“南省商幕中人”[6]，上海地方绅商如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便于1904年3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尽管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在救护东三省人民一事上清政府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清政府在颁行的《中立条规》中就有“战国不得封堵中国口岸”；“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由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中国人民如有侨居战国封堵口岸者，本国得派兵船前往保护，或接载出口”等条[7](P212-213)，并还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如在天津、奉化两处“饬由当地官方出面，设立了救护机构”[8](P32)。但日俄两国根本不尊重清政府颁行的约法，在日俄帝国主义野蛮铁蹄的践踏下，清政府的这些努力只能流于形式。清政府对此既尴尬又无奈：一方面他们必须实施救护，另一方面又碍于“中立”政策，使得“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9]。这种情形迫使清政府需要借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官方力量。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正好符合清政府的这种需要，因此清政府对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救护活动寄予厚望并给予支持。后来作为清政府代表的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发生联系，并对他们的救护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证实了此点。但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8](P28)在这种窘况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得不另寻出路。 甲午战前，有关红十字会的宣传介绍文字已载于中国的报章，并且部分地区还办理过红十字医院。甲午战后，中国各大报刊特别是《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又大力宣传介绍红十字会，部分先进人士如商人孙淦、官员梁诚等先进人士也发出了要成立红十字会的强烈呼吁，加之日本赤十字社在甲午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使得红十字在中国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可以推定，到日俄战争时，中国朝野人士应该不难认识到：在中国约法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救护人员想要进入东三省施行救护，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成立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以国际公法迫使日俄两国同意中国的要求。而这种具有国际性质的红十字会至少又须符合两项规定：“必须成立在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尚没有另外为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红十字会。”“必须是国家的红十字会，由政府承认，作为军事医护单位的辅助机构。”[8](P15)这就一方面要求沈敦和等人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改组成为政府所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本为政府所需的情况下，其想赢得政府的承认并不困难；但当时日俄战争如火如荼，时间上已不容政府派员去瑞士签署日内瓦公约，而先求得各国的支持（最好是各国的直接参与）则成为临时应急的最佳办法。因此，在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绅商已产生互动的情况下，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乃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