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

作 者:

作者简介:
单正平(1956-),男,甘肃平凉人,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海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海南 海口 571158

原文出处:
南开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由睡狮而醒狮,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勃兴期民族精神的一个文学象征,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融合,而由中国知识分子想象虚构历史生成物。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也有别于一般西方的狮子形象,它既是启蒙者又是觉醒者,既具有以武力为基础的强大统治力,又有威而不猛的温和威慑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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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4-0029-08

      大致在1902年前后,“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中国曾经是一头睡狮,现在行将、或已经醒来,这头醒来的狮子将震撼世界。1902年12月,蔡元培等人在杭州筹组明强学社,发表广告称:“今者欧美各国已由民族主义之熟达,而进于民族帝国主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人权未必钗裙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犹睡。”[2](p.55)黄遵宪1903年底写给梁启超的诗中有云:“我今托中立,竟忘当局危。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睡狮果惊起,爪牙将何为?”[3](p.287)同年邹容发表的《革命军》中亦云:“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4](p.60)创刊于1905年8月的《醒狮》,封面就是一头狮子,开篇即为歌词:

      美哉黄帝子孙之祖国兮,可爱兮。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兮,除盗贼兮。皆我历代先民所经营开拓兮。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自由兮,独立兮,博爱兮,书于斾兮。惟此地球之广漠兮,尚有所屈兮。我黄帝子孙之祖国,其大无界兮。①

      而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杂志》,其第一期(1904年)封面的图画是,左上角一个龙头,口吐放射状白光,白光中间写“东方杂志”四字,右下是一地球,左侧中间是初升之朝日,光芒万丈,朝日上有两个奇异动物飞向龙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龙头颈上有一圈雄狮才有的鬃毛,龙的造型实际上成了“狮龙”或“龙狮”。这样一个新“图腾”意味深长,融合中西文化精华而成就中国新文化、新国魂的用心,在此“图腾”里表露无遗。

      以“醒狮”作为中国的象征,最流行的年代是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在此期间,大众文化层面上,狮子也很流行。至少有十几种火柴盒以狮子作为图案[5]。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高其风为广州中山纪念堂画的三幅画,分别是鹰、马和狮子。费约翰注意到,“孙中山逝世这一年,狮子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另一位著名画家陈树人仅存的一幅狮子画,也创作于同一年……另一位国民党要人,积极的妇女运动家何香凝,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也转向狮子画。”[6](pp.4~5)这里的狮子,显然是对孙中山的歌颂,民族国家的形象与领袖的形象通过狮子达到了统一和重合。传统狮子所具有的警示、预言的功能和孙中山的先知先觉的自我定位重合;狮子的雄伟力量也和民众认为孙所具有的伟大精神力量对应。

      一

      拿破仑、曾纪泽与孙中山的“睡醒”论:据传拿破仑曾经说,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这一说法流行颇广。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材料证明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大致可以确定的是,拿破仑有过类似中国觉醒这样的看法,其过程如下:1816年拿破仑已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他于1817年6月末7月初接待了阿美士德,此人作为英国使节抵达北京后因为礼仪问题再次碰壁,在返回英国途中时拜会了拿破仑。拿破仑接见他时,发表感想,“梦想天朝压压英国的傲气,替他报仇。”但拿破仑并没有说中国是一头狮子②。拿破仑对中国的了解,来自1795年出版的《马嘎尔尼航行中国记》,该书作者安德森(Aenens Anderson)是当年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时所乘舰艇“狮子号”的大副,而狮子本是英国皇家的标志。近年以研究“唤醒”中国问题而闻名的费约翰则认为,拿破仑谈论中国觉醒一事纯属谣传。但费约翰没有对这一判断作具体说明,他也没有对佩雷菲特著作的记述提出质疑考辨[6](pp.2~3)。在没有明确否定性结论的情况下,阿美士德的记述是可信的。拿破仑的看法,如何被中国人接受、发展,其过程同样尚待研究③。中国人最早使用“先睡后醒”此一说法的,大概是1878年出使欧洲的曾纪泽。他1886年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时,在伦敦的《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发表“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文译本以《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题目,于1887年2月8日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刊载。曾氏对欧洲人说:“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曾纪泽强调说,醒后之中国,既无军事扩张企图,也无移民海外必要,更不会报复侵略中国者。中国之富强运动,目的只在自卫。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④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担心,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曾纪泽与其说是宣布中国已经觉醒崛起,不如说是在申明中国没有野心。论者通常认为近代欧洲的“黄祸”论始于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⑤,但从曾纪泽反复申说的情形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欧洲人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觉醒和扩张了。需要注意的是,曾文中并没有出现“狮子”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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