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6)03-0316-05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赞成者认为，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走学术独立之路，远离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生活；反对者认为，学术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了政治，根本上是学术与实用价值分离，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学术也就不成其为学术。这种争议实成公婆之论，难分高低。然而细加考辨，发现百年来对“学术独立”观念的争议，都是以对“学术独立”本身含义的简单理解作为争议背景的。考察这种争议的历史，可发现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学术与政治、现实生活、实用价值是否应该脱离，学术是否应该远离中国社会现实，做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研究，简言之，就是争议双方把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理解为学术独立于一切现实“用途”。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仔细考察，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并非如此简单，其内涵多歧而微妙。因此，考察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厘清其涵义实为必要。 一、民族主义的一个侧面：中国学术独立于西方 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首先应是对西学东渐的回应。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之论，并不能否定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观点，其实他们都说了中国近代历史现实的一个方面。中国近代历史有沿自身传统发展的一面，也有“冲击—回应”的一面。随着近代西学东渐过程的加速推进，民族保护主义（借用了“保守主义”而得来）的情绪必然日趋强烈。不管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还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都有对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实行保护的思想存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一直受到后来国人的指责，实为未具“了解之同情”。“中体西用”确有后来国人所指责的“保守”，但其具有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一面也应予以正面理解；如果说张氏“保守”，至少他也同意“西学为用”，具有了那个时代的开放性。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学术的侵入，强调“中体西用”，就是因为“中学”已难以为体，才被迫提出“中体西用”的吁求，借以保护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为代表的保护中国文化学术传统的思想，实也是产生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之观念的源头。 清末，留学欧美日本的浪潮蜂起，近代中国之西方教育体制的确立，西式大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具有强烈的冲击。中学渐退，西学疾进，实为中国近代历史无可否认的现实。相对于上一辈学人，清末民初学人的胸怀更为开阔。王国维认为，做学问应“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认为学术无中西之别。章太炎论中国学术时更有极为形象性的比方，“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中西学问一体同视。然而，章氏笔锋一转，“今日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2]，明确提出中国学术独立性的严峻问题。其实，王、章二人主张应同等对待中西学术，就是因为面对西学的蜂拥而入，中学已面临生存的危机。王国维紧接他的上述观点说道：“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中学已面临如此的窘境，王、章二人提出同等对待中西学术，其中实有一番借以保护“中学”的苦心。梁启超也告诫国人：“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3]105一面吸收外来文化，一面仍需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性。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不乏陶醉于欧风美雨中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鄙薄已成为近代国人的流行观念，“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即可印证，废汉字、废国医的激进举动，反映了当时人们反传统的心态。但是，在如此观念笼罩下却有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不无担忧与激愤，黄节对此予以申斥，他说：“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4]学术不能独立于西方而迷醉于西方学术之下者，即为“学奴”，指责虽为偏颇，但也反映了黄节的良苦用心，担忧中国学术依附于西方。如能体味出近代学人吁求学术独立于西方的忧虑，就不难理解革命党人章太炎为何会去保存“国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为何在“五四”后会去“整理国故”。《国粹学报》创刊宗旨就是“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正是针对此“醉心欧化”的狂潮。学报主办者邓实就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扬祖国之耿光”，实现“亚洲古学复兴”之愿望[5]。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的一次讲演中告诫当时的青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6]蔡氏认为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应保持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保持中国学术的特色，不为西方学术“同化”，否则，“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陈寅恪谈到治学方法时也指出：“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7]并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8]明确提出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的观念。 30年代，追求学术独立于西方的思想在学人中也时有表露，《独立评论》上有关大学教育与学术独立的争论，立足于大学教育的视角，认为中国学术更应独立于西方，不能做西方学术的附庸。其中姚薇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也标榜着学术独立，但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全国所有大学直到现在还全是‘留洋预备学校’，甚至最近利用创设的大学研究院也包括在内，进研究院也不过利用环境作投考留学的准备而已，颇有住研究院数年每年投考留学而始终没动手写论文的。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10年20年大学研究，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9]，表面上是反对留学，实则是对中国学术能否独立于西方的关怀，不致使大学流为“留洋预备学校”，研究院办成“留学补习班”。这是近代学人颇有见地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