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民族观的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K257-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5-0078-08

      20世纪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民族问题上投入了大量心力，形成了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历史文化认同这个中国文明的古老主题在近代复兴和发展的轨迹。本文对当时几位代表人物的有关作品和思想作了梳理，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排满”的两种态度

      20世纪初“排满”口号大为流行，实为时势之必然。当时中国历史前进的要求，是推翻以满族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这一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不可否认，清代前期巩固和扩大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规模，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版图，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等负面内容而进行的。特别是它对于外国事务的颟顸无知，使得中国在世界上更加落后。至其末年，已腐朽不堪。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推翻它。“排满”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提出的。

      革命派的“排满”口号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单纯民族复仇的“排满革命”，章炳麟即为其典型。他认为“革命”即“反满”，从“满人”手里夺回政权，实现“光复”，重归“汉人”手里，革命也就完成了。章炳麟的排满主张曾经发挥过一定的鼓动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1](P69)。不过，由于这种观点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1903年，在《訄书》重订本中，章炳麟所撰《序种姓》宣告以继承清初王夫之的反满思想为职志，希望“汉种独贵”，毋使“异类”攘夺政权。《序种姓》辨明“夷族”和汉族姓氏的根源，目的是使二者流别昭彰，不相混淆。章氏提出，“革命”后对于巴、僰、、蜑这些“吊诞”之族，可按一定等差对待，“独有满洲与新徙塞内诸蒙古……视之若日本之视虾夷”[2](P190)。

      章氏的观点较诸某种传统民族观来，无疑是一种倒退。“中华”一词，历来用以指称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和中国广大区域内的各族人民，“华”还代表了民族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指示了各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按《春秋》公羊家言，华夏与夷狄是相对待的关系，文明程度与礼俗水平高下才是其根本的区分标准。中国各族历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华又为花之原字，正好形容文化之美。比诸强调以血统、种族来区分华夷，其意义是更为深远的。当时就有人重申这种观点。对此，章氏大不以为然。1907年，他在《中华民国解》中驳难说：(1)华本华山，因古代民族居近华山而得称，不能望文生训。(2)自刘逢禄起，引《公羊》之说，认为夷狄与华夏之别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下不同所致，是为了“拥戴虏酋”，“讨好满洲”。《春秋》只有贬诸夏为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为诸夏者。“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3](P137)(3)中国人以血统论，汉族占绝大多数，其余各族为少数。当前要务首在排满，以恢复汉族政权，所谓各族经过几千年同化而成为中华民族，则是臆想而已。章氏还主张，革命以后，在满族、蒙古等“未醇化以前”，“无得豫选举之事”，不能拥有选举权，“必期以二十年然后可与内地等视”[3](P139)。这些言论，从总结历史传统和预见发展方向角度看来，不仅与民主革命的时代潮流不相符合，也违背了近代历史文化认同深入发展的趋势。章炳麟民族观的严重局限性，是由其思想体系的浓厚封建性所决定的。

      另一种则是理性的民族革命思想，陈天华、孙中山为其代表。他们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到两千年封建专制的罪恶，因而主张推翻这个制度。对于狭隘的“排满复仇”的观点和做法，他们并不赞成。他们对20世纪的世界潮流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对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设想，他们还自觉地肩负起了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的时代使命。所以，他们对“排满”和革命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且确定了反满革命的政治目标和对待普通满族人员所应采取的政策，提出民主国家建立之后，将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平等、联合，为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指出了光明的前景。1905年12月7日，陈天华在蹈海自杀之前所写的《绝命辞》中强调，“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但“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所以，对于满洲民族，“应许为同等之国民”，“鄙人之于革命如此”[4](P236)。陈天华的思想虽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他不以单纯的排满，而是以推翻污浊黑暗之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并且主张在革命成功之后，许满族为同等之国民，这与章炳麟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

      二、倡导“民族统一”：孙中山的民族观

      孙中山是20世纪初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巨人，他曾一再论及“排满”与革命的区别，见识卓越，对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说，指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与狭隘排满的原则区别。他说：“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5](P73)“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5](P74)

      1912年1月，他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汉、满、蒙、回、藏“民族统一”的思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5](P82)该月底，孙中山又在致喀尔沁亲王等各蒙古王公电文中，以中华民国各民族平等联合为崇高目标，再次遍告海内：“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白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况世界潮流所趋，几于大同，若以芸芸众生，长听安危于一人，既非人道之平，抑亦放弃天职。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究之政体虽更，国犹是国。故稍有知识之满人，亦莫不赞同恐后。”[6](P15-16)同年9月，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反复论述中华民国各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中国各族推翻专制政体之后，同心协力，相亲相爱，必能建设成强盛、文明的国家。“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也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又说民国“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此时国体改定共和，人民生息于良政治之下，其文化进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无疑。是故以前之中国，为悲观失望之中国。但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7] (P438-439)此后，他又一再申明，革命后所建立的民主制政府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反对复仇和歧视。孙中山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为革命成功和国家前进的一个根本条件，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于“民族统一”问题的反复强调和阐释，反映了他的历史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