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1900年中国北方各省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等向太原、西安方向逃去。 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 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① 这一上谕充分表现出义和团运动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辱媚外、妥协乞怜的可耻嘴脸，人们斥之为投降卖国，决非仅是出于民族的义愤；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称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也决非仅是出于反清革命的宣传需要。 无论是专业治史者，还是一般国民，每当读及这一段文字之时，无不痛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巨耻奇辱，多以为清廷此语是表示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列强的各种侵略要求，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章开沅、陈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写道：慈禧看到列强未将其列为祸首，“大喜过望，立即诏告奕劻、李鸿章，不论条约如何苛刻，均可照办，并慷慨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感激帝国主义对她的赦免，准备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②。如果说这一表述尚属较为模糊或含蓄，那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则极其明确写道：“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③ 笔者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曾对这一上谕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政治统治，的确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欢心。但无论如何也不大相信清政府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地写入堂堂的上谕之中。如此一来，清廷在国民心目之中，还有什么权威？清政府面临的不是其政权是否可以存在的问题，而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大约20年前，笔者专门为此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了清廷的上谕档。当该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2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之际，我顿感无比失望、无奈。 二、“量中华之物力”的由来与本意 前不久重读《义和团档案史料》，发现了“量中华之物力”的由来，同时对清廷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之本意，亦有所醒悟，颇有“开卷有益”之感。愚以为，人们于此确有误解之处。现姑妄言之，不当之处，冀识者、智者教我。 1900年12月22日，列强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争论与协调后，向清廷传抄议和大纲12条，并声称不可改变。清政府认为，12条大纲是各国公使“往复密商其政府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④，因此“十二条不能不照允”。同时清廷也意识到，它只要认可了12条大纲，即可基本保持住其政权，因此又明确指示议和大臣，“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尚需竭力磋磨”。也就是说，此时的清政府意识到其政治上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已具有了与列强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磋磨”的可能，因而要求议和大臣，“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此处的“妥筹磋磨”，是就整个12条大纲而言的。议和大纲第12条第2款规定：“中国允照赔偿各国各款”。当时军机处估计到列强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将有可能“狮子大开口”，因而致电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需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⑤ 此处的“应请磋磨”，专指赔款而言，而“需量中国力所能及”，即为后来“量中华之物力”的最初表述。12月27日，清廷再次以电旨的形式，重申了上述思想。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是无所谓中外谈判的，很多议和条款确是列强协商确定后，交由清政府认同执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或等同于清廷在外交上没做任何的努力。关于中国对外赔款的数目、方式和赔款来源等，确实主要是在列强内部进行争论协调的，但清廷方面也确曾做过某些成效甚微或无成效的外交交涉。清廷所谓“量中华之物力”者，“应请磋磨”者，既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生而来，亦是其主观上外交努力的表现。清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亦电复清廷称：将在与列强交涉会晤之时，就某些具体条款，“引申其义，相机补救，惟力是视”。当然，清廷与列强“磋磨”是有其根本底线的，即“总以不败和局为主”。⑥ 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 1901年1月13日， 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就列强要求赔款一事分析说：中国对外赔款为数过巨，必将导致中国上下交困。根据总税务司赫德的估计，在四五十年内，中国对外赔款“连借款利息计算在内，共需十数万万”。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须再多筹出3000余万两白银。中国财政原本即万分拮据，濒临崩溃，“若再加三千万，竭天下脂膏，不足还债，何以立国？”⑦ 在此，盛宣怀说得十分明白，中国如对外大量赔款，将不堪重负，无以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