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3—0012—08 公厕，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其清洁与否，不仅事关环境的卫生、民众的健康，而且涉及到城市的形象，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然而，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厕多是“臭名昭著”，以致于国人常常是谈厕色变，公厕的变迁亦很难进入研究者之视界。近代化过程中，公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其变迁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都市文明的发展，其管理的经验教训有无可以借鉴之处？这些都是拙文试以探讨的主要问题。鉴于所见史料的限度，本文仅以近代上海为例，旨在通过上海个案的剖解，略窥近代厕所变迁与公共卫生发展之一斑，进而探讨公厕变迁与都市发展之互动关系，试从一个侧面探求中国近代都市文明的成长历程。 一 都市化与公厕兴筑 “厕所”一词，字义上的解释，即“厕，清也”，“厕，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概言之，厕所即是排泄秽污、保持清洁卫生的场所，通常有户厕与公厕之分。中国公厕的出现，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守城军民动辄百千，为方便军民的便溺，城头上“五十步一厕”，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须入内便溺。汉代的都城中已有“都厕”出现，即都城所设之公厕。唐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厕数量日增。① 上海开埠以前，居民如厕以户厕为主。1843年开埠之后，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增强，都市社会开始孕育成型。人们忙于户外的行走谋生，户厕难以满足其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城市道路两旁开始出现较多的土坑，供路人便溺。此外，市区公共场所逐渐时兴，茶馆、饭店等人群聚集处，也开始备有简易厕所。不过此多为私人所建，非政府所设。 直至19世纪60年代，近代上海才首次出现真正由行政机构兴办的公厕，即1864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花园弄（今南京东路）所建的公厕。1887年公董局又投资白银500余两，在法租界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建造公厕两座，且厕内首次附设男性小便池②。19世纪末，上海已出现煤气、自来水等新式公用事业，189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投资白银800多两，在玛礼逊路（今茂林路）、头坝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元芳路（今商丘路）附近，建造了4个装有煤气灯、自来水的公有公厕，较先前的土式坑厕卫生了许多。厕所用自来水冲刷，苍蝇、臭气骤减。随着建筑材料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1899年工部局卫生处开始使用水泥混凝土建造公厕，厕所的卫生条件更趋改善。20世纪初年，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专门性公厕亦随之出现。1906年工部局卫生处在华人公园（今四川中路、乍浦路苏州河南侧）内，建造了设有3个蹲位且附小便池的公厕，为市区首座公园公厕。1927年卫生处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内，设立第一座儿童公厕。1937年，因客流增多，法租界嵩山路原有公厕旁，“加搭木棚一间作女厕和管理室”。③ 40年代，随着女性日益走向社会，女厕数量日增。1946年2月，静安区内有市建公厕18座，其中设有女厕的就有4座。建造在杨树浦路1453号的公厕，蹲位数居全市之首，其44只蹲位中女性蹲位为15只，④ 公厕设置日趋人性化，安装了自来水、电或煤气的公厕固然卫生适用，然造价不菲，故数量有限。为降低成本和方便市民，租界当局在行人密集和工人贫民集中的棚户地段，搭建大量的简易公厕。1894年，因“大量苦力之需要”，工部局拟在租界各处建造18个简易公厕，其“造价不贵，只要有墙、顶棚，放些便桶即行”。⑤ 因简易公厕造价低廉，故1905年工部局卫生处同电车公司各出50％的经费，在公共租界各路电车终点站，建造简易公厕。1912年公董局又出白银1565两，在法租界菜场、集贸市场和黄浦江装卸码头旁边建造了52所简易公厕。 近代上海城市活动的主体是男性，因此建造男性小便池，亦是缓解公厕紧缺压力的有效途径。1877年，法租界开始建造结构简单、实用性强的男性小便池。至1886年，公共租界的每一个街道和通向公共道路小弄堂的拐角处，几乎都建起了小便池，共计180余处。小便池用石头或砖头砌成阴沟，水泥铺面，以免尿水被地面吸收而臭气熏天，并安装一根钻有小孔的铁管喷头，以清洁厕所。1891年开始，在小便池墙上铺设石板，并安装冲水箱。到1893年，第一座钢筋混泥土结构的小便池在山东路洋泾浜路（今山东中路延安东路）转角处面世。其墙壁厚度为1.5英寸，使用14年仍完好无损。⑥ 租界公厕文明开阔了上海地方社会精英的视界，他们不甘示弱，遂起效仿。1909年11月，地方绅董胡文炜等11人，集资在南市侯家路建造了华界首座公共厕所。20年代中期发展到24座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公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华界有了独立的卫生行政机关，公厕的兴筑与管理成为卫生当局的工作重点之一，其数量不断增加。日伪统治上海期间，伪市政府卫生局因“筹款不易”而几无添建。抗战胜利后，上海人口激增，市区公厕随之增至400余座。⑦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公厕的建设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形式上，都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都市化程度下市民对公共卫生需求提高、卫生观念转变所致。如1894年广东、香港两地鼠疫流行的消息传至上海，为防范于未然，有识之士便在报端议论：“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几欲闷死”，“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鼠疫诸症，感而即发。其何以堪。”⑧ 公厕作为粪便的集中之所，若能兴筑并善加管理，自然能减轻都市粪便污染程度和相关疾病的传播，利于人们的健康。 其次，公厕形式变迁的轨迹与近代上海都市化发展造成的人口激增、公众活动区域扩大、导致市民对公共设施的需求日益迫切的历程息息相应。60年代中期，第一个公厕建造之时，上海都市化刚迈入起步时期。因为租界特殊的地位，致使自1853年小刀会举事造成局势剧烈动荡后，成批的华人涌入其间，使上海城市人口出现首次猛增。而在1895年后，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再次造成上海人口的激增。1914年上海市区人口密度由开埠前的米平方公里626.6人增至3600人。20世纪30年代人口总数超过300余万，抗战结束后已超过400万人。自1852至1949年人口增长了9倍，堪称世界城市人口史上的奇迹。⑨ 正是近代上海都市化的迅速脚步，导致了公厕数量的迅猛扩展及专门性公厕的出现。如女厕的出现，就与都市发展、女性大量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紧密相连。近代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女工，1914—1920年上海染织等六类工厂之中，女工总数高达10余万人。女校、女性解放刊物的举办，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日益增多，女性的社会流动性增强致使女厕的需求远高于其他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