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3-0140-06 孔祥吉指出：关于戊戌政变的导火线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告密，史学界颇有争议。黄彰健专门撰文考订谓：“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①。房德邻亦持同样观点②。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戊戌政变如果是由袁氏告密而爆发，那么，八月初六日（9月21日）的上谕就应提到下令捉拿游说袁世凯的要犯谭嗣同。既然清廷只是称：“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③。清廷直到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才颁谕捉拿谭嗣同，说明政变的爆发，应在袁氏告密之前。孔祥吉还表示，他对黄彰健的考订“始信终疑”④。 孔祥吉的怀疑，事实上已被茅海建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细致深入考据所证实，尽管该书仍认为黄“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⑤。 茅海建指出：“该谕旨在军机处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各档册中均不载……由此再查《清实录》，竟注明此谕旨录自《东华录》！档案中最先出现此旨，为八月十一日（9月26日）以刑部尚书为首的奏折：‘本月初六日，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崇礼为刑部尚书又兼任步军统领，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之臣，他可能不是从军机处受旨，而是直接从慈禧太后处受旨。对此郑孝胥在该日记中称：‘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⑥。 刑部主事唐烜在9月21日日记中也说：“是日在署，忽喧传步军统领衙门奉皇太后懿旨，查抄张荫桓，并捕拿康有为等辈……及探听数四，始知系奉口诏严拿康某……薄暮始阅邸抄，上谕恭请皇太后听政，以今日为始，至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举行典礼”⑦。上海《中外日报》1898年9月27日记：“北京9月24号午刻发来专电云：皇太后垂帘后，即传旨将张荫桓、康有为拿办，并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梁启超革去六品顶戴举人，一体拿办”⑧。11月7日记：“当京内严拿康党之际，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带同骑兵四十名至南海会馆，当悉康有为、梁启超业已在逃。馆中拿获拔贡某在后进。康广仁匿在堆积煤炭之处，亦经拿获，既装车载往刑部，随即他往严拿余党如杨深秀等。如此查拿四日，乃有人奏谓恐致激变，遂中止”⑨。与唐烜说可相参证。《申报》1895年9月26日记24日康有为在吴淞口脱险事时并谓：“先是道宪蔡观察接得密电，尚有粤省举人梁启超即梁卓如系康门生……亦令一体拿究”⑩。茅海建根据《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指出，在缉拿康有为的同时，清政府亦在缉拿梁启超，因在北京遍搜未获，认为梁已潜往上海，于是在24日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在上海缉捕。25日，上海道蔡钧遵命搜梁在上海的寓所，未获，仅获到司事张其时等。其父梁宝应、弟梁启芬已于22日乘永生轮船赴粤(11)。可见9月21日慈禧发出口谕，包括梁启超、杨深秀在内的康党已均在搜捕之列，而康党及其亲属在搜捕开始后已尽可能隐匿逃逸。 搜捕始于何时？《申报》1898年10月19日载：“自奉严拿逆犯康有为之旨，步军统领崇受之（礼）大金吾，于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午前十一点钟后，至南海会馆搜捕不获，随带司员人等，搜其行箧……惟将信件一一过目，约两点钟许，悉数携归提督衙门”(12)。当日下午2时，梁启超跑到日本公使馆，对代理公使林权助说：“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被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林权助记：“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像是捕手觉着康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梁启超遂在使馆避难(13)。林权助9月24日致大隈重信的密信引梁语谓：“清政府已断然镇压改革派，与康有为一起从事改革之人，均不能免遭逮捕和刑戮，若我公使馆能保护其安全，实乃再生之德”(14)。林权助引梁启超所说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都已被逮捕之语，并不准确，但提示此4人中当时可能已有被捕者。 以上情况说明，黄彰健、房德邻引以为据的“八月初六日上渝”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9月26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9月21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事实表明，慈禧9月21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 在围搜南海会馆前后，清廷一直未就此公开发布上谕，其用心当在尽可能麻痹未拿获者。三天之后，即9月24日，清廷才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15)。郑孝胥记：“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三人未详。”林旭确是在24日晨被捕的(16)，但其他人不可能都这么巧与林同时被捕。据张荫桓自述，9月21日其住宅已被监控，23日被扣押于提督衙门，24日入刑部监狱(17)。张未参与“围园”密谋，在9月24日上谕提到的7人中地位最高，“罪行”最轻，危险性最小，且已被监控，不急于捕拿有利于安定人心，故其被捕，在7人中应属较迟之列。可见此7人的被捕时间，不能再以9月24日上谕为依据，且其被捕为“先后”而非“同时”，当从9月21日起已陆续被捕，至9月24日上谕发布前已全部拿获。梁启超无疑是清廷逮捕的重点目标，但因未能拿获，9月24日上谕竟只字不提，足可为旁证。梁启超后来宣传说谭嗣同9月25日被捕，房德邻根据谭嗣同的3封遗札，指出此说不足信，谭之被捕，应在此之前。但房仍以梁《谭嗣同传》谓谭在22日曾入日使馆与之相见为据，将谭之被捕定在22日(18)。然而，如《谭嗣同传》这一情节可信，则日使馆之报告及林权助的回忆录对此不会全无反映；而且从林权助所说21日晚使馆门口情况来看，清政府22日必已对日使馆严密监视，谭嗣同绝不可能出入自如，故《谭嗣同传》云云，应同为梁启超出于宣传目的而随意编造，同样不可信。28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斩，但具体“罪行”未公布。29日，清廷才宣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并下令严拿梁启超(19)。10月2日上谕才查问王照下落，4日才下令严拿(20)。但这当然不等于慈禧到29日才知道“围园”密谋，决定逮捕梁启超，到10月4日才决定逮捕王照。1898年10月2日《申报》记：“同日（9月24日）礼部主事王照亦奉懿旨革职永不叙用，惟尚未降明文”(21)。结合上引资料，可知政变期间，未降上谕或事后始补发上谕，而由慈禧直接口头发号施令惩办康党，实为常例。由于牵连到光绪帝，慈禧发布消息十分慎重，在尘埃落定之后始公布密谋，而其动机无疑是尽可能掩盖真相，安定人心，稳住局面，减少社会震动，避免外界干预。“六君子”之所以未经审讯即匆忙处斩，主要也是出于同一考虑。这6个人中，康广仁、杨深秀、林旭、谭嗣同都参与了密谋，杨锐、刘光第虽非康党，但也涉嫌知情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