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汉以降，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洋务企业的带动下，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逐渐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洋务官僚提出了“以商敌商”的主张，而不当权的洋务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习商战”等主张。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要求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商思潮席卷中国，清王朝的一些封疆大吏也开始高度重视商业的发展，袁世凯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一、袁世凯重商思想的渊源 袁世凯重商思想的形成与其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一直担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接受李鸿章的直接领导。他通过对商贸、轮船航运、铸币与借款、电报、关税等经济活动的参与，增长了不少见闻，尤其对日本通过商务而对朝鲜进行的经济侵略已有清醒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朝鲜的这段时间，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深入袁世凯之心。此外，驻朝期间，袁世凯还与盛宣怀、马建忠、马建常、唐廷枢等洋务人员有函电往来，他们也对袁世凯产生过某些影响。 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应时而起，其中心命题是变法，包括发展资本主义农、工、商各项实业和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于前者，袁世凯是十分赞成的，他作为洋务派中的年轻一代，一度成为维新运动的热心人，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都有所接触。维新派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重商思想，从单纯强调对外贸易、重视商业活动，到重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农工商等各个经济部门相互关系的认识日益全面、日益深化，从强调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挽回利权，到确定以资本主义工业为追求目标，通过发展实业谋求国家富强，早期经济现代化意识逐渐凸现。这对袁世凯触动很大。 至20世纪初，重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不仅洋务派，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发出了重商的呼声。1903年起清政府设立商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促进、保护和奖励工商的国家机构。袁世凯作为晚清一位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同样受到这股重商思潮的影响。由于浸染于洋务，又出入于维新，袁世凯认识到要想自强，必先求富，而学习西方以“工商为先”，经营商务，正是求富求强的重要途径。 二、袁世凯对商业地位的认识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袁世凯被任命为护理直隶总督，他在谢恩折中说道：“北洋为通商总汇之区”，“直隶为近畿襟带之地，北洋乃通商辐辏之区。”表明他初任地方官，就对商业予以充分的重视。1901年4月，袁世凯在其上奏的《遵旨敬称管见上备甄择折》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认为必须借鉴采用西方国家的重商政策，“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 袁世凯的重商思想是在中国门户被打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他反对西方经济侵略、多次强调“各国致富之源，胥由商务”，主张与西方各国进行商业上的竞争，表明他已把发展商业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经济措施。 不过，袁世凯虽然一再强调要与外洋进行“商战”，但他并非片面强调发展商业，而是主张协调统一地发展农工商务业。他说：“窃维富国足民之道，农、工、商务三者，实相为表里。”显然，袁世凯背弃了产业上的厚此薄彼观念，窥见农工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袁世凯还从生产与流通的角度来阐明农、工、商三者的关系：“臣维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劝董不遗余力。”即认为商务的发展不是独立的，它与其他行业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因而振兴商务，必须注重其他行业的发展。 三、袁世凯发展商业的政策措施 基于对商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袁世凯顺应潮流，对发展商业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方案和举措，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保商机构，制定护商法规 袁世凯分析中国商业落后、西方商业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政府对商人的态度迥然不同。为了振兴商务，衰世凯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视官为虎狼”的状况。他不仅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多次阐明此系振兴商务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致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也曾强调：“愚见整饬商务，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吏任之，始可日有起色。”为此，袁世凯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设立商务局作为专门联络商情、保护商人的官方机构，分立商会作为各业商人共同的社会团体，以便官商沟通，使两者得以联为一体。 1901年11月，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创设了山东商务总局，并亲自拟定了《山东省试办商务局暂行章程》，制定了许多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以使山东商务局真正承担起保商护商之责和兴商振商之任。1901年底，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1903年5月批准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后改名为“天津商务总会”。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以振兴和繁荣天津工商业为己任，一直十分活跃，“解纷苏困，救急恤艰，遇重事则集议，间有事涉争执，设评议员以理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后，为了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对商会进行了改组。1914年颁布的新《商会法》规定：省设商会联合会，县设商会，县以下繁盛区设事务公所。此外，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商人通例》等条例法规，以保护和鼓励商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