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3-0083-04 1884年，李鸿章和法国方面签订李福协定，协定实际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占领。马士认为，李鸿章订立这个条约时，在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及云南开放通商方面越出了清廷授权①，这个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并进而认为李鸿章为获得清政府认可，作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解释②。邵循正认为，李鸿章之“说明本为敷衍当局，故所言多牵强。”“李福此约，若就初十日上谕之标准论之，李之交涉实大失败。”③牟安世不认为李鸿章违旨，推测清政府虽然提出了条件，但没有要李鸿章必须贯彻实行的意思④。言外之意是认为李鸿章没有实现清政府提出的条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清政府真实态度是所提条件“恐难字字做到”，而不是可以置诸一边⑤。关威则认为李鸿章订立条约是得到清政府同意的，没有违旨。李鸿章之所以作出妥协，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妥协是不情愿的，是一种想打打不胜条件下的无奈的选择⑥。其实，要说明李鸿章是否违旨，最好的办法是将清廷授权和李福协定的内容进行比对，分析二者有无不同。同时，更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李福协定涉及藩属、通商、宗主权问题属于特定历史概念，应分析清政府对这类概念的本意。 一、李福协定和清廷授权的比对 关于李福协定条文与清廷四月初十日授权内容的比对： 1、关于藩属问题 清廷授权：“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断不能因与法人立约，致更成宪；此节必先与之切实辨明。” 李福协定：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条约关涉东京者，尽行销废。 谈判记录：福：吾知中国所争者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以属邦甚多，不能轻弃越南，致使上国体制有碍。李：此事关系极重，允宜恪遵朝廷意旨。贵总兵官谓中国所争者在上国体制，不徒在区区一越南，可谓明白已极。福：（中国）约明于法、越已定未定各约，概置不问。李：询以“不问”二字系属何意？福：“不问”二字与“不认”二字有轻重之别，中国不问法越条约，并非认允其约，犹之法国不问中国朝贡中国之事，亦非承认中国属邦也。 李鸿章解释：越南照旧职贡一节，已隐括在“法国现与越议改条约，决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之内。 根据谈判记录，法国虽然默认越南向中国朝贡，但不意味着法国承认越南是中国属邦；中国默认法越之间已定未定各约，即是默认法国对越南的实际占领。显然，根据条款，越南是中国属国问题没有得到法国承认。但是，法国默认越南对中国朝贡依旧进行。比照清廷授权，“世修职贡”基本实现，但“切实辨明”则未做到，清政府后来的反应也是如此。 马士是按照西方保护国制度来理解中国对藩属国的宗主权，并据此认为李鸿章违背授权的，他似乎不很理解中国宗藩关系的巨大弹性。例如，按照传统宗藩关系，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对朝鲜政策本来是积极的，但马士却认为，“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的办法来说，中国应看作是对朝鲜未尽责任。它既是宗主国，那么它就必须保护它的藩属，使免于内忧外患。”⑦依据这种理解，清廷四月初十日谕旨所谓维持越南对中国的“世修职贡”，其本意不过是越南对中国朝贡照常进行而已，但在马士那里，含义却发生了如下变化：即世修职贡＝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中国对越南的保护国地位。这样，自然得出清廷谕旨李鸿章“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不应放弃”，但李福协定却“已经放弃了的”结论⑧。 众所周知，西方保护国制度和中国朝贡制度有极大区别。保护国制度的标准，是保护国主权的丧失；而朝贡制度所谓“国体”全不在此，乃是朝贡册封等事。光绪五年，日本认为琉球早已成为日本附庸，琉球进行反驳，其观点颇可参照：“日本谓敝国国体国政皆伊所立，敝国无自主之权。夫国体国政之大者，莫如膺封爵锡国号受姓封朔律令礼制诸巨典。”琉球据此认定，琉球自明初即朝贡中国并受册封，琉球国号及国王姓氏均中国所赐，琉球“历奉中朝正朔，遵中朝典礼，用中朝律例，至今无异”，怎么会是日本附庸呢（实则琉球内政早已受到日本控制）⑨？参照这种说法，既然根据李福协定，越南仍对中国朝贡，那么中国国体便没有受到伤害。旧派人物李慈铭认为，根据李福协定，中国既没有赔款，边防如故，越南朝贡如常，法国也无其他勒索，赞誉李福协定“无伤国体”，“自来款议，此举差优，平情论之，（李鸿章）功不可没。”⑩主战之邓承修认为李福协定“似与国体无伤”，怀疑法国为什么急于求和(11)。 2、关于通商问题 清廷授权：“通商一节，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无不可，如欲深入云南内地，处处通行，将来流弊必多，亟应豫为杜绝。”(12) 李福协定：中国亦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 谈判记录：福：北圻边界听凭彼此货物往来运销无阻。李：但不准在中国境内开口通商。 李鸿章解释：通商一节，已包括在“毗连越南北圻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之内”，既云边界，必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明矣。 显然，没有规定在中国云南境内开埠通商的内容(13)。 显然，根据谕旨，清廷不是反对通商，而是认为不应在“云南内地”而应在越南境内开辟通商口岸。通商问题主要取决于云南当局的意见。在李宝谈判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同意云南可以通商但不能设立通商口岸。揣测谕旨，应是此意。马士将谕旨中通商问题理解为中国“不应允许对云南通商”，显然没有把握清廷授权的实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