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0,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4-0038-07 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海权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学术界对此研究非常薄弱。①本文，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 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还有人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是一种针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我方的海上力量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海洋，剥夺敌人的海上力量的能力。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笔者以为，判断海权思想有无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具有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中国古代，迄于清末，都没有国家海上贸易，何来保护本国海上商业航道的观念呢？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只有1900年马汉《海权论》传入后，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这是个事实。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战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海军缺乏制海权思想。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海权论创立后，西方各国纷纷传播，奉若珍宝，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建设各国的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也经日本传到了中国。这种传播分两种情况：一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为了增加发行量，翻译了一些马汉的海权论；二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发展中国海军学术思想，将马汉的海权论一部分引入国内。前者是无意识的商业行为，后者却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爱国行为。1900年3月，日本乙未会主办的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翻译者署名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此人为日本人剑潭钓徒。这是马汉的著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各种原因，《亚东时报》只连载了两期，翻译到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停止了。《亚东时报》翻译的版本是日文的译本，错漏很多，且多为难读的文言文。尽管如此，它还是使马汉的著作第一次与中国国内的读者见了面，为中国封闭的海洋观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因而具有开创意义。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的汉文译文，改题为《海上权力之要素》，译述者是齐熙。《海军》杂志曾计划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全部译成汉文，并为此刊登过译书的广告，准备在杂志上连载后，出一个单行本，名为《海上权力史》。但遗憾的是，《海军》杂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刊，因此，其全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计划也就化为泡影。从现在仅存的前四期《海军》杂志看，翻译工作只进行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第二节，“地形的构成”的前部分，比《亚东时报》所载内容多出有限。《海军》杂志此次翻译，同样是根据日文转译。但这次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所以在译文风格上简朴明晰，更适应中国人阅读。 虽然清末对马汉著作的翻译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国内的一些读者还是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了解了马汉的海权论，在思想上受到震撼。而更多的中国人是在欧美、日本留学时发现和接受马汉的观点的。晚清海权论的引入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还是对晚清海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海权”一词，屡屡出现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文字中。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此篇文章明显表明了梁启超对马汉海权论的崇敬和钦佩。他在文章中称，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他说：“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意。”[1]1905年，一篇《论海权》的文章刊载在《华北杂志》第九卷上。该文作者完全接受马汉的理论，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他说：“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2](p1126)对海军的认识比较深刻。有的人受马汉的影响，将中国国家的强弱与海权联系起来，认为海权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夫权者，无形之物业，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有的人还用海权理论来分析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认为缺乏制海权是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海事》第二期中的一篇文章认为：“大东沟战败后，我残余各舰嗣是蛰居威海卫，不敢与之争锋，黄海之权遂完全落入日本之手。”[3](p74)如此行事，焉有不败之理？该杂志第三期更进一步分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