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锢蔽者自锢蔽，开通者自开通”，这是晚清社会的一个有趣现象。它反映着知识群体既有思想方面的分歧又存在风尚的差异。①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又由于西方器物、思想对各地区、各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所以在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风尚等方面形成了不小的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这一特点，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晚清政治变革、社会变动不同的认知；造成了一部分人思想很新，而另一部分人思想偏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却几乎处于静止的状态。 一般地说，近代以来人们的信息源大体一致。“大众传播工具同时向社会每一成员传布同样的思想”，②在传媒作用下，大众的喜好、审美观点、价值取向无不受到它的导向而趋于一致，易于表现相同或近似的价值观。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使得各地区不仅在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利用上不同步，而且在同一地区能否成为新媒体的受众也很不一样。再加上人们的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状态相差悬殊，导致人群与人群之间即使在媒体“同样的思想”影响下，也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差别。这里仅就晚清时期知识层的不同风尚做具体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 19世纪50年代以后，当沿海通商口岸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时，知识层的风尚差异渐次形成。其中，上海知识层率先在人际关系、风气方面有了新的趋向。50年代末，有人议论说：“今之交友者，意气伪也，学问谬也。广通声气者，以喧寂为轩轾；趋慕势要者，以荣悴为亲疏。故以势交者，势败则散；以利交者，利尽则疏”。“今之士子，贬气节、慕势利。”③交谊以财以利，这在一贯崇尚清高的士夫文人，实在是一种就俗趋下。王韬感慨说：“古之所谓名士者，怀抱经济以待时，植立型坊以励俗；世不我用，则食贫终老而无悔，人不我师，则返躬自修而益勉。岂有仆仆求人，孳孳牟利，刻数卷诗词以为乞钱利器，假当道柬札以为调金要符！”知识层做人的气节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变质，甚或到了“偶得一友，则遽述其吹嘘；乍觐一人，且暗审其贫富。周旋揖让为谋食具文，谈吐诙谐皆求钱地步”。④而且愈到后来，风气愈趋之于下，以至报纸在总结申江陋习时说，衣冠取人成了商品经济发展之后上海出现的坏风气，而且发展到“新交因狐裘而订”，“旧友以鹑结而疏”的程度。⑤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重商的社会风气，转而导致士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为师者日益众，延师者日益轻。其诗书士族之家，犹知重传，而市井之中，欲以经管贸易之余为设一席，无怪饮食起居视如伙友，即学俸之间，亦必握算无遗。……师至今日其自待亦太薄矣，迩来课读者流，大抵以求馆之艰难吞声下气，惟恐明年又在何处无以为糊口之谋，而隐忍之苦衷，实有不可明言者”。⑥以课授为生者斯文扫地，反映着深刻的时代变迁。它既说明士人地位的动摇、耕读传统的失宠，也说明时代转向，重商风气渐次形成，价值观念发生了嬗变，社会评价标准随之发生了变化。⑦耐人寻味的是，90年代，内地乡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1893年，一直居住在乡间，对士人生活状况有切身体验的刘大鹏这样写道：“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次年年初，他再次感叹说：“世风之凌夷，不可言矣。邑人之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1896年，“事态”的发展似乎更为严重，“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做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至此，已经与7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差不多了。以后几年，这里读书人的地位持续恶化。 1898年，“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 1903年，“竞尚财利，凡聪慧子弟，均弃读书而为商贾”，1904年，士“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读书之士往往坐困，并无生路”。到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前夕，“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 事实上，“读书无用”风气源于晚清谋生、发展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拓宽。废科举以后，社会评价标准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人们不仅可以从商事贾，另外还有学新学新知、选择新谋生出路的可能。正因如此，旧时士人的优势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刘大鹏感叹道：“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为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近年来新学之兴，以能洋人之学为高。”⑧ 时代的变迁不仅使士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也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为适应变化而不断趋新。于是，一个新知识群体渐次产生。就新知识群整体而言，他们对西方文化和西化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宽容、欣赏甚至是接受的态度。当然这里存在着程度的不同。有人只是试图了解、认识西方文化。而另一些人则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表现出一种钻研精神。1889～1893年，上海的格致书院举行特课考试，由热心科学与洋务的中国官员命题。命题的范围从时政（铁路、轮船、电报、丝茶贸易）到国策（军事、人才、利权），再到科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化学原质名称中译问题”、“金属性质及导体阴阳极问题”、“大洋海、大西洋海、印度海、北冰海、南冰海考”）等，考察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参加考试的人不仅有格致书院的学生，还包括各地的读书人，总人数虽不可稽考，但获超等、特等和一等以上奖的共有1878人，他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获奖者身份，至少包括府学生、县附生、县生员、县附贡生、监生、举人、候选县丞、县学增生、府学优贡生、廪生、拔贡生等，⑨差不多都属于城乡中下层知识分子。与全国4亿人口相比，这几千乃至几万关心西学的知识分子可能不算太多，但是与全国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以及几十万绅士相比，这一数字又不能忽略不计。它至少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时代信息：晚清社会不再是旧学一统天下，新的文化讯息、求新的知识风尚已清新吹过。 晚清知识层明显地分属新旧两种文化圈。一种文化圈“尚洋”，这部分人多数生活在通商口岸，外国的器物文化以及西风西俗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比较新，至少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甚或有一定的研究。由于长期受商品经济、商业化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旧士人阶层相比有明显地区别，不那么看重中国传统的为人、为学、“穷达”之道了。就他们从事的职业而言，多数与外国人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有关，如教会的书馆，中国人自办或外国人办的新闻机构，如报馆、翻译馆，还有一些属于自由撰稿人。这部分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有淡化的趋势，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在生活上接受了西方样式。1859年，与王韬时相过从的徐同柏（号春甫）以西法结婚，王韬在日记中写到，“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⑩当然，这类新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的亲疏决定了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的疏密，并不是一新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