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4-0039-06 纪坡民先生的论文《“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1]认为，由于严复的“误译”和中国人的“误读”，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变成了《天演论》，使中国人把“伦理学”给丢了，从而造成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缺乏一种“核心理念”，贻误了历史“机遇”，没搭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末班车”。这种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诠释是值得商榷的。近代中国从“中体西用”、“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论”，这三种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反映了近代中国寻找自强、自立、救国、强国之路的思想历程，是和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相一致的，即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一种理解和选择。“中体西用”是掌权的官吏和幕僚、入仕的知识分子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一种认识，是其实现强国梦的一种选择。“进化论”是具有忧国忧民情怀、在野的、非主流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是对“中体西用”的一种否定。“阶级斗争论”则是激进、革命派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批判和实践的武器。 一 近代科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载体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形态变革的影响首先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明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正是以西方科学的实用技术和奇器方物，例如各种天文仪器、世界地图、西式图书、玻璃器皿、铜弦琴、西洋笔算、机械、水利工程等，使西学在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中得以生存和渗透，传教活动得以从沿海进入内地，从民间深入宫廷。明神宗“钦赐大西洋利玛窦等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2]“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见焉。”[3](P87)“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4](P204)根据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统计，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所写、所译的著作有370余种，其中科学方面的著作达120多种。[5](P1254)当时接受西学的士大夫都肯定，这些西学“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6](P224)“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有我中国昔贤读所未及者”，“有益用世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7](P118) 晚明时期传教士传入的西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遇到的一种对其形态、存在、发展、变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异质文化。接受异质文化在物质层面的长处是中国社会，特别是掌握行政管理权的士大夫的主动选择，同时他们又要坚持原有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秩序。“中体西用”思想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但是其根源植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之中。在与一种有更新物质力量的异质新文化发生冲突时，“中体西用”的思想对作为统治集团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如果说，晚明时期的西洋传教士是披着儒学的外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始从物质层面用西学来改造、影响中国文化，并没有危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和道德秩序，社会还能平静地看待作为异质文化的西学，用欣赏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其物质成果，其影响范围亦有限的话，“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译祘、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8](P79)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则用鸦片、铁舰、大炮轰破了封建中国的城门，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变易。“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已经发生了结构变易的社会对接不上”[9]，如何“重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建或直接援引西方的一套思想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9]即如何对待西方科学文化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问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当权士大夫自然而生的一种认识。1861年正式开始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依靠行政权力从上到下开展的一次“采西学”的社会活动。从统治集团根本的政治利益出发，“形而上之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强之术”成为他们对待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状态。“中体西用”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新变法，而僵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少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8](P79)这段描述反映了四个历史实况。其一，说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主要是介绍、学习、实践近代科学的物质层面，活动的主体是握有实权的清朝官僚，近代工业厂矿以官办为主。其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是统治集团的一种挽救危机的治国方针，而且为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所接受，“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造能测量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8](P79)其三，甲午惨败，洋务运动的典范，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与洋务运动相互依存的“中体西用”的社会思潮也走到尽头。其四，倡导维新变法，批判的矛头直指推崇“中体西用”的官僚僵吏的是一批年少气盛的在野知识分子和没有行政、决策权的下层官吏。随之，如何对待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中国社会在观念和指导思想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仿照西法”、“全按西法”、“道器相关”、“体用一致”逐渐成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性观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横空出世，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思潮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