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2-0139-05 中国人由朴素的种族意识转为现代的民族理念是在20世纪初年逐步完成的。①其间，梁启超首当其冲，开风气之先。他通过持之以恒的介绍、宣传，遂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其最显著的功绩，一是顺应时人的思想脉搏，推进了“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符号的确立；二是促进传统的王朝观念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化，提升了民族自觉。 一、“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符号的确立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从而使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见解。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杂错。”②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的理念出发，又大胆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随后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直截了当地用族群竞争的进化理论来阐释历史，具体提出三条：“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③。这里所谓的人群进化，实质上也就是民族进化。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开始上升到理论层面。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④。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作了说明。其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⑤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显得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时，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⑥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⑦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章太炎、杨度这些思想理论家也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当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其中写道：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糅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也。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