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展过多次抗击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清政府亦发起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改革。这些努力尽管曲折多舛，但都漾起了民族主义风潮的波澜。不过此期的民族主义尚未突破传统的藩篱，可视为传统民族主义的延伸。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战败，被迫签定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蒙受了奇耻大辱。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接踵而至。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受到深度撞击，激起了民族运动的新高涨。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发端。次年初，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疾呼“保国、保种、保教”，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国人进行爱国救亡的思想启蒙。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图存斗争非但没有终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磅礴发展，再一次走向新的高潮。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的广东起义。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性认识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就思潮和理念而言，随着“民族”、“民族主义”等新词汇的出现，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国人中传播日广，逐步渗入人心。 一般说来，梁启超是最早使用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思想家。他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使用了“东方民族”、“拉丁民族”、“民族竞争变迁”等词汇。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又使用了“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等概念，称：“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后讲民族问题时一度使用过“种族”、“汉种”、“满族”、“清虏”、“黄种”等词汇。他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是在1902年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内中“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一语提及。写于 1903年9月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有“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的表述。同年12月在檀香山的演说中，他连续使用了“民族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等词汇：“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此后，民族、民族主义等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文章、讲演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 1900年以后，民族危机激发了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词汇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发表了大量论述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者所述，有的谴责各国列强侵略，痛陈民族危亡局势；有的呼吁国民结群组团，奋起抵制外来侵略，以卫国、卫族；有的借表彰中外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英烈以张扬民族精神，激励国民；有的阐述民族、民族主义、民族革命等问题的理论意义，从学理上深化近代民族主义的内涵。大致在20世纪初，先进中国人初步性地摆脱了传统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民族思想观点，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的阐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也是他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中国的进步群体都把民族主义看成中华民族摆脱危机、走向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也在神州大地不断高涨，形成不可遏阻的历史潮流。 至于谈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反对民族压迫，以争取民族独立为职志。其中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又包括反对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二是始终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 1.反对双重民族压迫。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极为复杂，既存在国内的民族压迫，即满族贵族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各族人民的压迫，又存在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近代民族主义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同时面对这两个严峻的问题。尽管人们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侧重点有异，但在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上，意见则大同小异，所持民族立场有趋同倾向。在反对内外民族压迫的问题上，1900年以后，国人的认识随着内外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更为清醒。 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腐朽卖国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从反面教育了国人，更加认清其卖国行径，激起国人对清朝民族压迫的不满。在反对国内民族压迫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这一民族主义潮流的引领人，他们的认识尤为清醒。陈天华的《猛回头》揭露清朝的卖国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在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同时，国人还把矛头指向欺凌中国的各国列强，强烈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谴责日俄在中国领土开战，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报刊舆论对于外来侵略的揭露更是连篇累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