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面对1918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围绕山西鼠疫的防治，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2006.1（原文约20000字） 晚清福建地方精英与台湾建省——以林维源为研究对象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郑榕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 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在列强的环环紧逼下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清政府在推行这一决策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社会力量尤其是福建地方精英的强力支持，在台湾建省这个问题上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政府主持、精英具体操作的模式，政府除了放弃诸如水利、救灾、慈善等地方公共事业，甚至于在军事、抚垦等重大事务上也要仰仗地方精英的支持，这与地方精英势力的强大及台湾新要建省政府力量较为薄弱有密切关系，在建省这一问题上，地方精英更多的是政府的合作者，而不是作为国家对立面而存在。作为互动动力源的国家，这时期的决策基本贴近社会承受能力与需要，因此国家意志、政策的推行阻力较小，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良性的态势。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4（原文约9000字） 严复“伦理本位”的自由观 汪丹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一些学者认为严复虽然是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但他对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的理解还不到位。然而，从严复抓住“个人与群”的关键问题，并道出“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的至理名言来看，他不仅从文化层面深刻理解了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而且对它在中国社会传播的问题与危害有了警觉与担忧。无论是引进还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严复皆以中国的伦理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便无所谓“积极的自由主义”或“消极的自由主义”，亦无所谓保守或激进。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1（原文约10000字） 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披荆斩棘、战胜无数劫难、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精神纽带。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历史文化认同面临了一系列紧迫课题，这就是：抛弃“天朝上国”的幻梦，直面御侮图强和认识世界文明真实格局的双重任务；阐发历史变革思想和“改从西法”的主张；实行维新变法，走世界各国的宪政道路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民主启蒙思想潮流，为废除封建专制、创建“全民族的共和国”而奋斗。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逐步发展，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推进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相合拍。 《人文杂志》2006.3（原文约10000字） 中国近代海关的洋员录用制度（1854—1911年） 李虎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中国近代海关的高效廉洁，除了应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关员品质的纯洁、才能的卓越造成的。与传统海关相比，新关的洋员录用制度自成一体，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凡是新人入关，无论何人推荐，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择优录取。新关的“推荐——考试”制度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使海关录用了大量合格的关员，从而提高了海关行政的效率，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历史教学》2006.1（原文约9000字） 晚清教会势力的楔入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化——以温州社会为例 李世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西教传入对官、绅、民在温州社会地位的影响特点：温州民众拓展了自己的活动空间；官府控制社会能力急剧衰减；温州士绅势力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官—绅—民的权力等级秩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权力格局，因为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仍取决于地方行政首长的态度。教会势力在温州发展壮大以后，士绅成功地通过反洋教运动动员了民众。他们虽然没有能够挫败教会势力，但却以隔山（洋教）打牛（官府）的方式卓有成效地消解了官府的地方统治权威，从而使州县官丧失了那种把地方一切事务或政治职能整合起来的功能。继而他们又与教会达成和解，镇压了民众的反抗，最终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 《史林》2005.5（原文约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