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正在迅速成为现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位西方社会学家M.E.加德纳就认为日常生活表现为一个“深度反思”的形式，是一有时机就可能“发病”的“人类患痛病质”（human raw material）的“潜在仓库”（potential repository），因此他主张把研究的重心更多放在促使其“发病”的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不平常的和反传统的面向，放在形塑人的社会权力结构上，以“把其中的矛盾性暴露出来并诱导出其潜能，把我们对这个枯燥世界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批判知识的水平”。② 加德纳虽然是就现代性社会立论，但他对生活史研究意义的揭示无疑会给我们研究一些中国问题提供启示和参考③。无独有偶，中国学者孙歌根据她自己的研究实践也提出在重视理论层面的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对“日常生活”的认知：“日常经验的无声，不等于它不存在，它一旦爆发，理论常常无法有效应对，更无法简单改变它”。④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一生的思想及其变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大的方面来说，会受时代的限制与影响，从小的方面说，会受他个人的出身、家庭、地位、经历、交游等的作用。而有时候，与时代对人的影响相比而言，个人生存的小环境可能对塑造人物思想更有决定性；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人的思想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境遇、时代等条件的变化在不断改变，即使“思想不能与存在的境遇划上等号，一代思潮的形成，更不能简约地与一代人的存在境遇，轻易地联结在一起。”存在虽然不能完全决定意识，但“种种生活世界中的不满与反抗，在大变动的时刻与历史会遇，生活史与思想史便融合为一了。”⑤ 下面对一个晚清人物汪士铎的歧视妇女思想的分析，就拟从日常生活和“思想的社会视角”⑥ 方面着手。 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别字梅村，四十七岁时又改字悔翁，后又改为不悔翁。江苏江宁人，其父好宋儒书，授读为业，不应试，对汪士铎的家教是“除程朱经注之外，禁勿观”⑦，其家原“以资财雄于时”，至其祖父时，“家中落”，“又牵家产涉讼事，至十七年乃结”⑧，自此后汪家益寥落，汪士铎稍长，即苦耕养家，因贫不能娶，二十六岁始娶妻宗孺。汪四十六时，其妻其母相继去世，四十八岁时，娶继室吴兴沈氏。太平军占领南京前他为塾师，后因书累不愿逃跑，被迫在太平军占领的南京下呆了九个月，就又辗转逃往安徽绩溪，1859年后先后入胡林翼、曾国藩幕府出谋划策，太平军被平定后，他就回乡闲居，从曾国藩到沈葆桢，历任江督，“莫不宾礼之”。⑨ 汪富有才具，与当时南方大儒陈澧齐名，被称为“江宁一大儒宗”⑩，其同时代名士李慈铭也说汪“其地理考据之学名称于时，文亦修洁。”(11) 后世学人宋恕说汪士铎“博治百氏”，把汪与其师俞樾并称(12)，而费行简则称他“淹贯十记，识备三长，洽通上下”(13)。就这样一位人物，然他在其秘不示人的《乙丙日记》中透露出的对妇女歧视性的言论“皆有激而言，自多过当之论”！(14) 可能也是“古往今来所仅见”。(15) 《乙丙日记》系汪士铎在乱军中所记，该日记“所述自咸丰癸丑甲寅乙卯，迄于丙辰之事，大抵皆乙丙间所记，故为编定题名《乙丙日记》”(16)，由邓之诚辑出并为之命名。作为一个太平军之难的受害者和近距离观察者和一个低层士大夫，汪士铎用自己的笔记下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史——他的“生存心态”、他对时局的认知和感受、反省和主张。癸丑甲寅乙卯丙辰指1853年到1856年，这段时间汪士铎颠沛流离，被困在太平军占领下的围城九个月之后成功逃亡至安徽绩溪，所记事情多为亲见实录，所发评论多为目击“案发现场”后的“触景生情”，又因日记“不欲于示人”，“是一个充满情绪、矛盾、杂乱无章的空间”(17)，日记文字往往直抒胸臆、直言不讳，看不出有作伪或矫饰成分，应该是汪士铎在那段非常时期的生活史的比较真切的反映。推而广之，类似《乙丙日记》这类私密性材料能使我们不再局限于作者所公开发表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18)。 汪士铎1853年前曾著书达70余种，但由于遭太平军之难，全部遗失，又长女、次女及一子皆死于太平军之难，他历尽艰险才从“沦陷区”逃出来，可以说他受尽太平军起事之苦，后来他形容自己对太平军的愤恨是“拉干抽肺，贼骨烧也；恒河沙却，忿莫消也”(19)，“惨酷之遭，如割如灼”(20)；同时又由于作为一个士大夫的责任感，汪士铎痛苦之余，对当时局势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之所以造成太平军这样的心腹大患，“非上有失政，下有贪酷也”，相反是因为“盗贼之律太宽”和清政府“行王政、行仁政”(21)，休养生息日久，导致人多，是“人满”造成的——“世乱之由，人多”，“皆人多之害也，使减其民十之七人，则家给人足，驱之为乱亦顾恋不愿矣！”(22) 他认为之所以导致人多，则在于女人多，“女人多，故人多”，“顿觉眼前生意少，须知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23) 从“思想的社会视角”看，不能不说，汪士铎对造成清代农民起义的人口原因没有认识——“大乱由于人口过庶”，(24) 他看到了巨大的人口压力给满清帝国造成的困境。(25) 但如果把导致人口压力的原因脱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而一味夸大，一味归罪于女性头上，那无异会就会得出荒谬的、反历史的“表述”。 汪认为为防止“世乱”，就要防止人多，而要防止人多，则在于控制女人多，“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这就是汪士铎反妇女思想的主要根据，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为推动人民执行，汪士铎又主张“立溺女之赏”，“严立妇女之刑”，“妇人严禁文绣之技”，“家有两女倍其赋，……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违者斩决”，他要用物质奖励和严刑酷法两方面来保证控制女子人口数量的措施得到执行。又说“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寿”，原来在他认为，“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曰夭，二十以内死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男子五十曰夭，六十曰正，七十曰福，八十曰寿，九十曰祥，百年曰大庆”，如此尊男卑女的偏见，真是“古往今来所仅见”。他又认为“家之不幸有三：……曰族大，曰丁多，曰生女”，主张“治民须欲民富，欲民富，当首行溺女之赏”，因此“贫户不准生女”、“贫者不养女而溺女，富者始养女嫁女”，因为有了女儿还要为她以后的出嫁操心，“敛资择婿出嫁事繁，事事在婿家，教下应酬多，平日一切资送，婿家诸人与己未知合否，婿未知与己合否，婿与女未知合否，婿未知才否，未知能得意否，女以婿为天，婿若夭，如何？平日，婿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无限烦恼，婿家有言不敢校，婿夭以后将奈何？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妯娌小姑等气，己不敢校，遂为众人之下，女无靠，己又贫病老死，将何如？此犹不论其贤与否也，女有难，己不能救，如何？其家无规矩，女为妇人，如何？犹不论婿之成否也，无女无此患”。在为子娶妻时也要考虑女方母亲的情况，如果她是“悍泼好衣饰装束者”，“皆勿取”。进而，汪士铎又主张“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药使勿孕”。为加强其主张的推行，汪士铎又提出了辅助措施，“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这样的办法，“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26) 种种关于性别歧视的严厉主张，皆主要针对女性而来，这说明了汪士铎看到了在当时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和流产方法情况下，人口的增长跟妇女有较大关系和人口剧增导致贫穷的表象，他所主张的“溺女”在当时也确能对减轻人口压力起一定作用，但这是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