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3—0071—12 淮军是19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一支军事力量，在近代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参加对外反侵略战争及安定国内、筹备海防的过程中，淮军及淮系集团成员有数以千计的官将兵丁死于战场或积劳病故于任所，清政府对他们实行的褒扬祀典制度，除去遵循惯例外，并允许建立了数处淮军昭忠祠。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淮军昭忠祠制度并未引起重视，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将叙述晚清淮军昭忠祠的修建、建筑特色、管理制度、祀典制度及兴衰过程，以期对淮军昭忠祠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背景和目的 淮军的总首领是李鸿章。这支军队于同治元年（1862）在安徽组建成军后，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主要驻扎于直隶各地及山东、奉天沿海地区，成为拱卫京师、防守海疆的重要力量及北洋海军的官兵来源，后来又参加了保卫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抵抗八国联军之役，成为继湘军之后和清末新军兴起之前40年间承前启后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长期转战各地、参加国内外战争及守卫海疆的过程中，淮军有大批将领兵丁战死于沙场或积劳病故。为了褒扬、祭祀这些将领兵丁，同治三年（1864）湘军刚刚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李鸿章即奏请清政府修建无锡淮军昭忠祠，以后又不断地在各地修建淮军昭忠祠。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之所以热衷于修建淮军昭忠祠，其背景及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从清代祀典制度来讲，淮军昭忠祠的修建遵奉了清政府表彰阵亡及积劳病故将士的定例，从思想观念上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的。昭忠祠制度是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所首创的祭祀制度，主要祭祀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官员将领及八旗兵丁。根据清代礼制，昭忠祠制度属“群祀”之一种①，被祭祀的人员分为正祀、袝祀。正祀一般祭祀官吏将领，袝祀（附祀）一般祭祀兵丁。雍正帝在雍正二年修建京师昭忠祠的上谕中指出：“朕惟《周礼》有司勋之官，凡有功者书名太常，祭于大烝，祭法曰：以死勤事则祀之，凡以崇德报功，风励忠节也。”自太祖以来，特别是圣祖在征讨三藩之乱、平定西藏、统一台湾等战争中，“虽天戈所指，如疾风振槁，而师旅之臣，捐躯马革，及守土之官，见危授命者，所在多有。……将士奋勇前驱，亦有殁于行阵者，此皆尽忠报国之臣，朕甚佳之，亦甚悯之。当于京城建立祠庙，春秋妥侑。其偏裨士卒，力战敌忾，舍生取义者，亦附列左右，用以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亦有裨益”②。京师昭忠祠亦称敕建昭忠祠，建祠地址选在崇文门内，雍正帝还钦定祠名为“表奖忠勋”，并御书匾额③。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工竣，建成后将雍正帝的御书匾额择吉悬挂，并规定了“将文武诸臣之位，安设正祠，偏将士卒之位，安设两庑”的祭祀规制，其祭祀行礼仪节等，“均与祭贤良祠同”④。其后，嘉庆七年（1802），因剿办川楚白莲教起义，阵亡将领兵丁颇多，京师昭忠祠不能放置众多牌位，嘉庆帝又诏建各直省府城昭忠祠（也称直省昭忠祠），其总体规定是“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阵亡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乡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其春秋祭品仪节，与直省祭贤良祠同”⑤。后来又允许修建特殊地区或特殊军事组织的昭忠祠。清政府对京师昭忠祠的建筑规制、入祀人员神牌的制作、生前的官职品级等也有规定。这些制度和规定，是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主要依据。李鸿章在他的奏摺中也表明修建淮军昭忠祠是为了“以彰恤典而尉忠魂”⑥；张树声在《请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也讲明在苏州建立淮军昭忠祠是为了“称朝廷励节褒忠之典”、“慰斯民报功崇德之心”⑦。由此可知，修建各地淮军昭忠祠，目的之一是为了表彰淮军在征战中战死的将士，为后来者树立榜样，使人们更进一步效忠于清王朝。 第二，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湘军及其它昭忠祠的修建，是淮军修建昭忠祠的现实依据。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曾谕令，待江西湖口石钟山湘军水师昭忠祠工竣之后，“即著各该地方官，照各府昭忠祠之例，春秋致祭，以褒忠节”；曾国藩等在湖南湘乡捐赀倡建忠义总祠，清政府也“准其照各府昭忠祠之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⑧。其后，曾国藩又捐建湖南平江忠义祠，在江宁城内建立昭忠祠，“专祀湖南水陆各军阵亡员弁”，并建立江宁官绅昭忠祠⑨，清政府均予以允准。这些事例，都为李鸿章提供了具体和现实的依据，使他认为，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阵亡的员弁兵勇“例应于各府城暨阵亡地方建立昭忠祠，设位致祭”⑩。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也表明：“拟仿湘乡县及洞庭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11)。 第三，淮军将领的要求，是促使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重要推动力。从社会风俗来讲，中国的习俗历来重视对死者的安葬与祭祀，对战死忠魂更应妥善祭祀与慰藉。如果条件许可，应尽可能将死于外地的人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军队将士死于征战之中的异地他乡，属于孤魂野鬼，其尸骨应得到妥善安葬，其魂灵也应得到适当、长期的祭祀，以使其不至于在冥间有“衣食之虞”，其魂灵也有固定之所，不至于到处游荡，或为害阳世生灵。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对此也非常重视。淮军在各地征战的过程中，不可能将战死将士“马革裹尸”，魂归故土。太平天国及捻军平定之后，淮军将领要求在各地修建昭忠祠。早在同治八年（1869），淮军将领刘盛瑺胞兄刘东堂“以升用道候补知府需次鄂省，购义地于永隆河掩埋忠骨，倡义建淮军昭忠祠”(12)。同治十二年（1873），盛军即在直隶青县马厂购置民田，作为义冢，后又提出为盛军建祠，“妥侑已故弁勇”。盛军将领周盛传在上李鸿章的《盛军建祠请奏禀》中不无伤感地说：盛军弁勇“随征驻防先后二十余载，积劳病殁，归骨无期，情事至为可悯”(13)。其后，盛军将领周盛波又提出在保定建立淮军昭忠祠。李鸿章提出修建巢湖淮军昭忠祠，也是在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等人的联名呈请之下促成的(14)。对淮军将领的这些要求，李鸿章也颇有同感，他也曾非常伤感地回忆自军兴以来，“淮军将士之捐躯命而膏原野者亦较众，其得裹尸而葬与夫闻于朝而与于昭忠之祀者，盖千百之一而已，予愀然伤之”(15)。李鸿章在《保定请建昭忠祠片》中也指出，修建保定昭忠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庶足妥侑毅魄，激劝方来”(16)；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指出捐建巢湖淮军昭忠祠的目的是“用申报飨，庶以妥侑毅魄，昭示来兹”(17)。这些都表明，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既是为了遵从民间风俗习惯，也是李鸿章顺应淮军将领的要求，使为国捐躯者得到应有的祭祀，使生者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