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1—0066—12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视角，是中国历史上特定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由于社会运行包括纵向运行——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与横向运行——传统社会某一阶段在诸要素交互作用下所保持的动态平衡，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视角应该是“全方位”的视角①。这种“全方位”，除了前后贯一，上下结合外，还应兼顾静态与动态、社会与人物的研究②。特定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人，同样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若将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制度、组织结构及运作逻辑的历史，则容易以制度结构功能分析涵盖或取代对于社会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整体上的社会史研究受到局限，造成缺憾。 刘铭传是特定历史时期——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通过非常规仕途进入上层政权的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精英。从刘铭传的入仕，可透视晚清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发生的深刻变化、晚清统治危机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层基础等。 一、刘铭传入仕与晚清基层社会统治的整合 19世纪中期地方精英入仕的典型途径有三种：一为传统的科举入仕，如胡林翼；一为先科举入仕，因种种原因开缺回籍，通过办团练再度入仕，如曾国藩；一为特殊的办团入仕，如刘铭传。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肥西人。人都知道他没有读过几年书，是个没有功名的农民、盐枭，传说他曾登大潜山仰天而叹：“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他的确没有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却入了仕，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也是一般官员妒羡不已的一切。《刘氏宗谱·绅矜总记》记载： 铭传： 头品顶戴 赏穿黄马褂 钦赐花翎 由署狼山总镇升授直隶提督 督办陕西军务膘勇巴图鲁 先封世袭轻车都尉晋封世袭一等男爵 钦赏三代一品封典特派总统剿捻前敌各军赏加巡抚衔 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台湾巡抚监理海关学政 钦命帮办海军事务大臣 特晋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御赐大小荷包白玉柄小刀火镰福字银锞事物等件 历朝圣训平捻方略全书 恩旨照巡抚赐恤 敕建原籍及立功地方专祠 国史馆立传 赐祭一坛 晋赠太子太保 予谥壮肃 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是时代给予了刘铭传以特殊途径入仕的机会。这时代，便是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运动时的乱世。战乱之初，安徽原有上层统治结构中的各地方政权、绿劳军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天国全军50万众舳舻万艘自武汉压江东下、奠都天京途中的首战皖江（安徽沿江各地）；第二次是四月太平天国林凤翔、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北上途中对皖北的攻城略地；第三次是与之同时太平天国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为建立安徽根据地，对皖中皖南各府州县的攻伐。总的来看，安徽各地方政权、绿营军不堪一击。太平军“所过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官军“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③，地方政权全部坍塌，过后近一个月，府州县城仍为空城。“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④。咸丰帝恨道：“贼到兵溃，委城于贼，深堪痛恨！”⑤ 太平军未及之处，也受到巨大的震动而四境大乱，“奸民蜂起，百十成群”⑥。清廷已经没有彻底解除困境的能力。具体到合肥，知县吴某开狱放囚，“赏给钱文，以为盘费”；“族有富豪者，其贫苦者皆聚而食诸其家，或勾结土匪为之内应”⑦；土匪夏金堂聚众起事；谢四老虎“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⑧。刘铭传在家乡“刃豪揭竿”的轶事，正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咸丰四年（1854），刘铭传乡里土豪以保卫地方为名派丁摊费，刘铭传伯父因拿不出钱遭到凌辱，恰18岁的刘铭传归来，愤而追出数里与之理论，夺刀将其劈杀，随后揭竿而起，筑堡扎寨。六年（1856），江淮大旱，颗粒无收，饿殍载道，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有金桥集富户屯粮不卖，激起众怒，粮被哄抢。官府追查时，富户指称是刘铭传为首。七月二十一日，官府派人到刘家追捕，向刘母“索资不得”，放火烧毁刘家房屋，刘母受惊吓而死。刘铭传自此在刘氏宗族的拥护下，于大潜山北建立旱圩，训练团练，守土保闾。当地杨姓、郭姓等族多次想除掉刘铭传，郭姓郭鲁黄兄弟甚至设伏用土炮轰击，均未得逞，最终只得向刘铭传俯首称臣，供粮供钱，“不少吝惜，和好如初”，后刘、郭两姓还世代联姻。刘铭传约法三章：一不准无故杀人放火；二不准抢劫掳掠；三不准奸淫妇女。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护。当时肥西“豪杰蜂起，数十里间往往堡寨棋置”，各寨之间为争夺地盘、筹粮筹款，经常相互攻伐。一次别堡来攻，刘铭传弹药将尽，刘铭传妻程氏亲自造运弹药，仍不够，有族中老妪将家里窖藏的几十罐弹药捐献出来，“堡遂不动”，肥西各堡“莫不怖公”⑨。 刘铭传“刃豪揭竿”事件的背后，是晚清统治危机的特定背景下，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与整合。从事前“土豪”“以保卫地方为名派丁摊费”，事后官府在“土豪”指证下追捕刘铭传、焚其家屋、杨、郭等姓宗族欲攻杀刘铭传等情形，可以得知，刘铭传家乡肥西基层社会原来的统治秩序，是官府依靠他姓大族亦即所谓“土豪”维持的，而这种统治秩序通常表现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宗族、乡族组织与保甲组织的交错。基层社会进行相同经济活动，彼此没有多少相互依赖的农民家庭、家族，依靠共同的公共事业活动、共同的文化和所服从的共同的权力机关联系在一起，在造反、抗官的特定社会背景下，各家庭、宗族“所依靠的共同的公共事业活动”，首先变成了自卫、自保的军事活动。于是刘铭传这样的“白丁”，凭着武力、勇悍脱颖而出，切断了基层社会各组织与官府原来的有机联系，将各家庭宗族组织整合在自己麾下，在当地基层社会建立了新的乡族统治秩序。 应该指出，刘铭传一旦站在当地基层社会统治的高端，他便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受到各姓各族、特别是刘氏宗族支持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代表。刘氏宗族原居江西进贤县紫溪村，元明之际，始迁祖刘赛为避陈友谅战乱，迁徙到合肥，卜居肥西大潜山下大烟墩，到刘铭传已历400年，传19世（刘铭传为14世）。 刘氏宗族在始迁祖刘赛时非常富有，后人叙称其“田园甲一乡”，“富而有礼”：“言孝言慈，言忠言信，不讦人私，不称人恶……常以奢侈淫逸为戒”；“富而能散”；“恤人之困，悯人之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待举火者不下数十余户，有无相通，缓急相贷，亲故朋侪乡里族党贫不能偿者，悉焚其券”。且有势力，迁至肥西大潜山以后，在“大烟墩北筑墙以为卫”，号为“刘氏院墙”，俨然为当地基层社会执牛耳者⑩。数百年沧桑，刘氏人丁繁衍，散居于大潜山周围，从第四代起，分老长房、老二房两个支派（刘铭传及后来的“铭军”人物多属老二房）。老长房居山前（山南），又分8房；老二房居山后（山北），又分7房。然总体上逐渐财衰势微——虽耕读传世，据族谱《绅衿总记》所载，有明一代却只出了3个序生、1个乡饮宾，入清以后才出了一些生员、监生，而最高功名只1名举人，是当地一支默默无闻的普通宗族。刘铭传前代世系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