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 （2006）03—0126—12
“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
王先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一
日渐繁多的区域史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改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并呈现出研究路向选取的区域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市）、区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并成立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地方史研究也开始复兴，新的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纷纷展开。这就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组织资源和基本保障。同时，单一化的近代史研究模式也是引发学界创新的动因，如何深化近代史研究并从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成为学界不断思考并努力尝试的方向。由此，区域史研究伴随着社会史、现代化史、城市史的复兴而兴起。正如隗瀛涛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客观要求。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许多新成果都体现出区域史的特征。这些研究成果从三个方面重构了近代史研究：一是区域社会史；二是近代区域文化或者区域经济史；三是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而城市史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通论性研究，都是立足于区域取向的研究，如关于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城市化、现代化及工业化内容的研究等等。
无疑，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摆脱了“事件史”纵向拉开的单一取向，丰富和扩展了研究的内容。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注意历史研究“空间”转换问题，选择新的空间研究单位，实现了“区域转向”，区域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潮流，甚至出现了“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独特的区域史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是在学术转型过程中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以社会、文化、经济为基本范畴的区域史架构内灵活地结构或建构起新的解释框架或体系，试图重建整个近代史的体系。
显然，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和千姿百态，对于近代史研究传统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这一研究的路向依然保持着持续长久的影响力。
二
区域史并不仅仅是时空结构下的历史。如果仅仅着眼于时空结构特征，那么，大到民族国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或者跨民族国家的地区史（如东亚史等），小到县域历史、甚至个案类型的村落史等等，都可以纳入区域史。因为，原本国家或民族意义上的历史都有特定的时空范围，如此，则可以说所有的历史研究几乎都是区域史。因为脱离开具体的时空范围的历史并不存在，而历史问题一旦具体到时空范畴内，则无不具有区域性。如此着眼，就根本不存在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兴起”的问题。
即使是相对于“国家史”意义上的“地方史”或地方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史。地方史、地方志虽然具有区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与区域史并不相同，它们不过是通史内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区域史不是着眼于行政区域范围下的纵向历史的展开，如《山西通史》、《湖北通史》之类。有学者直接将区域史认同为地方史，显然是误解。区域史也不应该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久已存在，且早已构成传统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如《辛亥革命在山西》，《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之类。因此，一些学者将“某某时期某某省水利、资源研究”或“某某县（市）环境史研究”之类冠以“区域史”名目，更是标签式的“区域化”取向，离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史不啻天壤之别。
作为具有学科方向意义的“区域史”突出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视野或方法的创新。正是在具有悠久的人文地理学传统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1912年出版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与弗朗士—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史研究》，把区域史与“总体史”（Total History）结合了起来， 把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局限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去考察，同时考虑了这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从而把自然史与社会史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十年后，他出版了《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被人称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在如何处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时树立的“样板”。在书中，他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年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区域史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大家熟知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就统一起来了，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①。在布罗代尔的区域史视野里，地理学的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人文地理构成了影响或制约历史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了历史研究的区域性。这提示着区域史首先是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创新，“地理学是最具体的一种观察手段：张开眼睛，从人们看到的事物出发，一般而言，这毕竟不是件天大的难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