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5—0104—06 清史稿自刊印以来，可谓众说纷纭、命运多舛。诟病者多以“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溯”[1](P228) 非之，但也有学者主张“虽非良史，尚无污蔑”、“实无长锢之理”、[2]“无毁弃此大宗史料之必要”。[3](第3卷第4号) 由此看来，作为查禁最重要理由的政治因素，也是见仁见智。究竟孰是孰非，从清史馆设馆缘起及其组织过程考察，应有助于发现其根源所在。清史馆的筹建，民国年间专治清代掌故的大家徐一士最先撰文论述说：“民国三年，内战甫止，袁世凯欲以文事饰治，议修清史。赵尔巽既应招至自青岛，遂受清史馆总裁之聘”，“世凯之设馆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犹之清初修明史故智，尔巽以‘援曩例以絷逸贤’之说进，在世凯自属‘正合孤意’，宜其有针芥之契，而优予经费，供‘养士’之用也”。[4] 对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的刘禺生和《清史稿》编纂后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的朱师辙等也有类似论述。这三人所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对于清史馆具体筹建的过程，都未有详细的论述。如果说清史馆的设置乃袁世凯与赵尔巽“针芥之契”的结果，袁世凯欲设清史馆网罗前朝遗老，赵尔巽则借修清史以报前朝胜恩，确乎合情合理。但前朝遗老对于入民国所设清史馆修清史态度各自不同，甚或截然相反，并未如袁氏所愿尽皆出山，而赵尔巽出任馆长一职过程也多有曲折。从考察清史馆的筹建背景及赵尔巽就任馆长的过程，可以更加深入具体地理解当时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复杂关系以及后来的变化和差别，进而透示前清遗臣在新朝与旧主之间的微妙心理和矛盾立场。 一、网罗旧臣与议设史馆 （一）复古招贤与设馆初议。1913年10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越发专制独裁，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北京本部及各地国民党机关，次年1月又正式解散国会。与此同时，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组和调整，“改组工作标榜创新，实为复旧”，[5](P507) 各种旧式办事机构不断恢复。在打压进步党人的同时， 袁氏不忘拉拢前清旧臣，如用政治会议代替已经停顿的国会，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设置参政院网罗人材等。当时舆论对此报道说，袁大总统对于海内硕学鸿儒及前清时代贵官大僚，皆委人敦请其晋京。[6] 不过，虽然袁世凯有意复古，变革机构名称以便适合前清旧臣出山，但后者对于是否出仕民国态度多有不同，所以预计设置参政职位70人，最后实际到任者不过1/3，樊增祥、瞿鸿禨、唐景崇、严修、丁振铎、锡良等六人还复电明确拒绝。[7] 鉴于参政对于遗老们来说恐有“贰臣”之嫌，袁氏随即又设立了一些名誉机关，如礼制馆、国学馆、考文苑等。设置清史馆，也旨在借编纂清史网罗前清旧臣。“此次参政任命发表，就中辞职最力者为劳乃宣、于式枚二氏，大总统以二君品学兼优，……又以二氏不愿就参政者，……于是拟别设清高之职以示尊礼之意，故急于组织清史馆，以便延聘劳、于二氏云。”[8] 为配合网罗遗贤的需要，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国务院早在1914年1月底就提出了设馆修史的呈请：“前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纪纲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鉴人心之趋向，臻世界之大同。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现拟广召耆儒，宏开史馆……。”[9] 与此同时，暂居皇宫的逊清皇室也决定编纂光绪德宗景皇帝实录。时有报纸云：“闻清廷现已决定将德宗景皇帝实录于今春开始编纂，以庚续大成，其总裁之任拟特派梁鼎芬、陆润庠。又闻政府对于清代全史亦拟派员修纂，拟派之总裁为徐世昌、陆润庠，惟进行手续尚未核定。”[10] 清室拟派梁、陆为编纂德宗实录总裁合情合理。而民国政府拟派名义上都还是清室的官员徐、陆为清史馆总裁，确乎让人费解。因为让他们担任总裁，不像是民国政府修史，更像是清室修史；而所设之清史馆究竟是民国的清史馆抑或清室的清史馆，其性质界定颇为模糊。后来批判《清史稿》的人多由此立论，但从南北和谈及民国创建的具体过程看，民初政府与清室的关系又有不同。 （二）南北议和与新旧递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启用被贬谪的袁世凯，出于自身地位的前车之鉴及当时革命形势考虑，袁氏决定议和，而南方革命军也无充分的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双方谈判持续数月，最后议定清帝退位创建共和，同时颁发一部让隆裕太后及满清贵族较为满意的《清室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颁布退位诏书，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1] 虽然“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据说是由袁世凯本人或徐世昌后来加入，但由清廷谕旨颁发当即代表其旨意。据此，未来中华民国政府即使不是清廷的延续，也有出自清廷创造的功绩。南京临时政府方面注意到谕文措词不妥，孙中山立刻“致电袁世凯，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然而“袁世凯已于本日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袁’之名义向内外大小文武官衙与军警发表文告”。[12](P656) 当时北方舆论也给人以共和乃清廷谕旨所颁，并非革命党人斗争结果的印象，更有报纸赫然以“恭录共和谕旨”为题，报道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发。 至此，新建的民国与逊清旧朝就有了某种继替关系，原内阁总理大臣做了民国总统，其他追随袁世凯的大小官员也各就其位。民国政府中的前清官僚，更视新旧朝递嬗为清廷“禅让”的结果，身在新朝为官，却恋恋不忘旧主者大有人在。袁世凯领导的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关系也颇为融洽，民国政府每年要给予清室优待经费400万元，并负责其陵寝维修及保护，确实是“崇德报功，无微不至”。1913年3月，隆裕太后死后，袁世凯“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13](P87) 由此看来，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与从辛亥革命及后来国民政府的立场观察大相径庭，与明清递嬗满汉不两立的情形更是大不相同，聘请不愿担任参政之职的劳乃宣、于式枚二人入馆纂修清史，袁氏以为二人当可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