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日趋激烈，亚洲地区成为其扩张宰割的重要目标。时美、日侵略朝鲜、琉球和中国的台湾；英、法侵略缅甸、越南和中国的西南；沙俄则侵吞中亚的布哈拉和浩罕，进而侵入中国的西北，中国边疆危机四伏。 就在晚清王朝四面楚歌之际，日本借机加快了侵略中国、朝鲜和琉球的步伐。1874年5月，日本借琉球难民事件，派军进犯台湾。1875年9月，日本军舰炮击朝鲜江华岛。迫使朝鲜与之签订《朝日修好条约》。1879年3月， 日本公然入侵琉球国都，废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正当东北亚政局急剧变化，中日冲突日趋尖锐之时，1882年7月23日， 朝鲜京城发生兵变，乱军占王宫，伤王妃闵氏，杀兴宣君李最应等人，并袭击日本使馆，日人死伤多名，日使花房义质逃归。此称朝鲜“壬午兵变”。一向守旧排外的朝鲜大院君，乘机重掌政局。 大院君，名李昰应（1820—1898），是朝鲜李氏第二十一代国王英祖的后代，因国王哲宗卒后无嗣，其次子李载晃（李熙）以旁支继承大统，是为高宗（1864—1907）。李昰应作为国王生父被尊称为大院君，封爵兴宣君，亦称兴宣大院君。高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李昰应便以辅佐为名，实掌朝鲜大权。大院君对外采取强硬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处死在朝的法国传教士，迫害其国内的天主教徒，而且在汉城等地树立“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和则战，主和者卖国之贼，戒我万年子孙”。① 1873年11月，因高宗柔弱，其妻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 联合族人推翻了大院君的统治。 朝鲜兵变的内幕朝鲜兵变后，日本很快决定派遣兵船， 往朝鲜兴师问罪。1882年8月2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命驻朝日使花房义质，向朝鲜要求谢罪、惩凶、赔款、通商，并不许中国干预日韩交涉。继任的外务卿吉田清成在与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函件中称：“惟于此事本处已有成见，妥慎筹办，想不至烦贵政府及他国为费神也。”② 朝鲜兵变后的第6天（7月29日），清廷即发布上谕，“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明确指出，在保护朝鲜属国的同时，严防日本“隐谋”。寻命丁忧在籍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即行回津。时代理直督张树声一面布置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预备船只；一面派津海关道周馥向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细问兵变情由，并着手商议对策。③ 周馥与金、鱼二人先后笔谈多次。这两位使臣的态度前后变化极大。8月1日当天，金允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猜测可能是该国一些“不逞喜乱之徒，藉斥和以启肇祸，但乱党为谁，在此无缘知得”，并对周馥的出兵试探反应平淡。④ 翌日再谈时，金允植的态度则大变，其不仅声明事态严重，“非系一时乱党之所为”，而且请求清廷派兵定乱，“烦乞中国饬派兵船几只，陆军千名，戒严以待，更乞快轮一只，派行中人先往探回。如事机不至张大则幸矣，如或不幸而如所料，则伐叛讨逆、扶危定乱，并自中国主之”。同时暗示朝鲜国内，“必有难言之危机，今请上国之调停者，不特制日人而已”。⑤ 从金允植前后态度的变化可知，其必是得到国内的确切消息和授意之后，才会提出如上请求。结果8月5日，在周馥等人的深究之下，所谓“难言之危机”方水落石出。即“其国向日乱党，实李昰应为首，即该国王本生之父，患在萧墙，酿祸已久，煽党亦众，办理较为费手”。⑥ 清廷闻讯后，诏命张树声“即选派将弁，酌派兵船，迅赴机宜”。同时，再谕李鸿章“即赴天津办理一切”。已在返津途中的李鸿章，获悉兵变缘由后亦认为，“若李昰应复为戎首，该国王及世子存亡莫卜，此事殊大棘手”，主张“如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⑦ 同年8月9日，丁汝昌与马建忠率兵船三艘自烟台赴朝鲜，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随行向导。次日，该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港，“而日本巨舰名金刚者，已先在矣”。⑧ 在调查朝鲜兵变的过程中，随行的鱼允中进一步指出：“闻今者乱党， 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乃劫杀王妃，逼返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兵，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熄乎？”⑨ 为此，马建忠、丁汝昌认为：朝鲜局势紧急，“设中国稍从观望，不为急图戡定，则其害将有不可言者”，一旦变乱蔓延开来，非一时所能平定。同时，若清军不动，日本必将以重兵自行查办，并以定乱有功，任意索取。于是，丁汝昌乘舰急返中国，请求派兵增援，并强调，“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昰应率号倡乱”，所以拟“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⑩ 捕拿大院君政策出台 最早提出对大院君处理方法的是朝鲜官员金允植。他在8月5日与周馥的笔谈时即提出，请清廷派军平乱，将李昰应处死，方法是“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11) 这一建议被张树声采纳，8月8日，他在致总署的函件中指出：“李昰应如果显为悖逆，势焰方张，谅非该国遽能自定。如（其）犹在暗中主持布置，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亦非该国王所能自了。”(12) 第二天，张即与来津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昰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13) 时任直隶宣化府知府的薛福成，亦于8月12日致书张树声，主张速援朝鲜，先于日本处理一切，并就捕拿大院君一事提出四种预案：即若其“未敢显拒王师”，则召赴兵船问状，“不动声色暂予羁留，先以威远一船载送来华，致之京师听候”；若其“伏匿不出，亦不显然抗拒”，则遣人开导，“谕以出则贷其重戾，不出则罪及亲族，彼慑于兵威不敢不出，出则选精卒卫送兵船运赴中国”；若彼畏罪出奔，则可擒诛余党，“檄数昰应罪状，布告远近，俾所在郡县持之以献”，“亦许昰应束身归罪，待以不死”；若彼肆然罔忌，力与我抗，则严兵城外，“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国，而乱党有劫夺之虑，不能不便宜从事，则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之死，可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