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2—0103—05 一、引言 乙巳夏五月初九日（1905年6月11日），在美洲和英、法、德、比等国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近两年的孙中山，乘“东京号”邮船，自法国马赛启程，取道新加坡和越南西贡，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港。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程家柽、宋教仁、田桐等发起组织欢迎孙逸仙大会于东京曲町区饭田河岸富士见楼。欢迎会由宋教仁主持。宋首致欢迎词，继请孙中山发表演说。孙中山“先谢欢迎之盛意，继缕述环游全球所历”，“终乃就时下之问题，而为一源源本本之大演说”。[1] 欢迎会历四时许，场面极其宏大，气氛极其热烈，为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 对于此次盛会，我们须特别注意的是，它在孙中山抵日25日后方才举行的，在此之前两周，即7月30日，黄兴、宋教仁等曾邀集留学生70余人， 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主席，演说革命理由、革命形势与革命方法。[2] 在此之后一周，即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宋教仁等为何将此次盛会安排在同盟会筹备会议和正式成立大会之间举行？此次盛会对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对革命影响的扩大有何影响？这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的问题。 辛亥革命的研究者们在讲到中国同盟会的历史时，大多都会提到富士见楼欢迎会，提到孙中山在欢迎会上的演说，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此。他们对同盟会筹备会议和正式成立大会重视有加，而对富士见楼欢迎会只不过是看作两次会议之间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插曲而已。正是由于对此次盛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研究者对其历史影响缺乏较为具体的分析，因此，在这里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二、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确立的关键步骤 乙巳孟秋留东中国学生在富士见楼举行的欢迎孙逸仙大会，是留学界首次“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3] 也是孙中山在海外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 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流亡日本。其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漫骂之声不绝于耳”，“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之交游。[4] 此后7年（直至1903年9月26日赴檀香山），孙中山多次往来、居留日本。尽管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民众便开始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寄予同情和赞许，有识之士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5] 尽管随着清廷实施新政，留日学生越来越多，革命风潮日盛一日。但作为流亡者，作为朝廷的要犯，孙中山一直以秘密方式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日本的住所、他的交游、他的行踪，都是保密的。他常常使用化名，甚至断发改装外出活动。 长期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使孙中山没有一个公开的机会，面对革命派的重要力量——留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学识与风范，发表自己的革命主张。这也就使得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既无直观印象，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在一些留学生的头脑中，孙中山“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5] “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6] 而已。在1903年9月孙中山动身赴檀香山之前， 各省留学志士先后秘密访谒孙中山者，只有程家柽、刘成禺、叶澜、董鸿祎、杨度、时功玖、李书诚、马君武、杨守仁、李自重、胡毅生、朱少穆、廖仲恺等数十人。[7] 虽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康梁过去人物，孙公则未来人物也”，[2] 但他们毕竟只是留学界全体中之少数，加之孙中山在1903年9月以后， 有近两年时间一直在欧美从事革命活动，与留日学生联系并不紧密，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留学界的革命党精英人物从未谋面，因此，在留日学界，孙中山并未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重返日本的时候，留日学界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留日热潮在这一年达到了最高点，至少有8000人在日本学习，他们中倾向革命者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留学界革命思潮最蓬勃时代”，[8] 也是一个急需革命领袖来引导革命运动的时代。而作为革命先驱的孙中山，无疑是最有资格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他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先后与黄兴、宋教仁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并很快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对于在日本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说，他们从未见过孙中山，对他的革命主张也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走进留学生当中，在留学生当中公开露面，就成为孙中山确立其革命领袖地位必须的、关键的步骤。黄兴、宋教仁等需要孙中山这样做，以获取多数留学生的支持；孙中山对他离东两年来“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9] 深感出乎预料，他也需要了解留学界的情况，需要一个公开的机会向留学生们充分展示自己；而久闻孙中山大名的留学生们更是翘首以待，希望一睹其风采。富士见楼欢迎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发起举行的。 孙中山将在富士见楼欢迎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并发表演说的消息，经宋教仁、田桐等张贴海报、广寄邮片通知后，[10] 在留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欢迎会场面之宏大，事实上超出了宋教仁等人的预料。当日参加欢迎会的陈天华曾撰文记述云：“是日至者千三百余人，已告满员，后至者皆不得入，然犹不忍去；伫立于街侧，以仰望楼上者，复数百人。有女学生十余人，结队而来，至则门闭，警察守焉。女学生大愤，恨恨而返。然室内则已无隙地，阶上下、厅内外皆满。……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且整齐。”[1] 吴玉章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到会者一千余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