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4—0053—08 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台湾学者之手，如史华兹等著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等。进入90年代后，随着学术多元化趋势的确立，该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作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胡伟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等。以某位自由主义者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资料汇编有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等；论文则有上百篇。现就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 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识。不过，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兴起后是否已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持论有明显的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为中国自由主义概括特性的研究者。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翻版”的自由主义，它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判定，否则，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少之又少”。在这个前提下，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标出六条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并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1](P19—22) 殷海光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深化相关研究的基点，如欧阳哲生认为殷氏的六条有太过宽泛之嫌，他则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2] 与欧阳哲生实际上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行动取向的角度概括其特征不同，胡伟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或其思想属性来把握的，比如他曾把严复这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的思想特征概括为：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以及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并特别指出：“这些特征，对于了解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特点来说亦具意义”。[3](P23) 相比之下，许纪霖为中国自由主义者设定的门槛要高一些，他重在强调自由主义者是否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4] 在以上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或理解中，已经显现出了学者们在更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在中国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问题上，以胡伟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既然以严复为中国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就可以从戊戌维新时期算起，而以许纪霖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5] 再如，关于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问题，凡对界定自由主义的标准确立得相对宽泛些的，就比较易于做出肯定的回答，反之，则是否定的。如谢泳以一个人能否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能否在热情中保持理性这样相对宽泛的标准来检讨“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其结论是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6] 而雷池月则不仅强调自由主义必须具备“承认别人和自己拥有一份同样的权利”、“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等终极关怀的特征，而且对自由主义实际影响的考核也比较严格，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形态——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所以他的结论是：“要确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寻找具有实证意义的群体表现实在难乎其难。”[7] 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类型划分 与判定自由主义标准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哪些人有资格被视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殷海光那样宽泛的条件下，所谓自由主义者既包括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五四前后的西化派人物，也可以包括严复、梁启超等更早一些时候的人，甚至谭嗣同这样的“思想不太成熟”的人也可以列名其中。[1](P22) 而在标准相对定得高一点的许纪霖那里，严复、梁启超等显然不能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在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上，最有争议的是严复。有些学者，虽然在评论严复之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功过是非上评价不一，但却承认他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由海外学者史华兹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就是把严复当作一个自由主义者展开其相关讨论的。此外，袁伟时认为严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两个传统”：一是珍视国家独立和富强，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民主化相结合。“严复不愧是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和与之一体两面的个人主义者”。[8](P216、212) 刘军宁在评价严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持守时也肯定了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9](P302) 宝成关也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竞其余绪”。[10] 与这些看法相左，另有研究者则否认严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上述许纪霖的意见外，观点最鲜明的应以萧功秦为代表，他曾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11](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