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6）03—0086—06 为避太平军祸，“移家而北，转徙济南、博山”[1]（卷四《兵事录》，第635页） 的太谷学派门人张积中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结寨肥城长清间黄崖砦，弟子不下万人，蔚然成一家言”[2]（第2页）。同治六年（1866年）十月六日，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率兵破寨，张积中及门徒200余人自焚，寨民被戮逾2000人。事后，民间对张积中普遍抱有同情心态，清廷则坚持强硬立场，学术文化界更是众议纷杂①。笔者综合文献及实地考察，发觉前人立说皆有似是而非之处，因而就此加以辨析和检讨，并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 一、“教”案辨 因张积中所奉之太谷学派旧有太谷教、崆峒教、大成教等称，故有人称黄崖事件为“教”案。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张积中黄崖山讲学与民间宗教有根本区别，理由有二： （一）张积中无僭“教”之名 积中北上前，得“督兵大臣周天爵以奇才荐□两江各军戎幕”[3]（卷一《方域志》，第97页），若其学为异端，必难见容于幕府。后至黄崖山，阎敬铭也承认其“习静居山，以授徒讲书为业。……并无违悖情迹”。“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人等情。”[4]（卷宗号03—166—18(153)） 张积中以儒家为纲，旁兼释、道，教育弟子“学孔孟之学，而不能任孔孟之任，惰也。言孔孟之言，而不心孔孟之心，惑也”[5]（第一辑第二卷）。察张氏言行，未见涉“教”之名。 御使乔树柟翻案时也强调“张积中之所学究是否邪教，自有一定之是非”。[6]（第136页） 屈汉斯因张氏旁涉释、道学说，以欧洲正统教派与异端来臆会儒家与太谷学派的关系，[7] 窃以为不妥。从中晚唐以降的儒佛交流及禅宗、道学等哲学派别的分合演变轨迹中，容易看出儒、释、道三者思想本有联系的事实。笔者以为太谷学派与所谓正统儒家（实质清代儒家无一统之言）的区别，仅可比拟《春秋》三传之差异。刘蕙孙等人有专论[8]（第184—193页），此不赘言。路遥提出判定民间教门的两大标准是其“教理、信仰撷取了儒释道三教一些词汇与观念，由于它偏离了正统，而被儒、佛、道斥为异端”与“从信仰异端发展为具有叛逆性活动”。[9]（第3页） 就黄崖事件来看，撷取佛、道词汇与观念多少为其偏离正统之度尚难确定，且其反政府活动与其讲学无必然联系。 山民称张积中“圣人”，非其本意。他曾明剖无奈心迹：“淡于利禄，肆志诗书，以世乱未平，隐居求志。虽不敢希古人达人寔，自谓无愧袅影。无如韬光未□而。处士虚声动，人间听相从。”[4]（卷宗号03—166—18(60)） 此语出于阎敬铭奏折附件，若阎作假，则可证他也承认张氏本无求圣之意。况且，传统儒者，本都隐藏希圣希贤之心，以“圣人”之称作为其立教野心，恐有不当。 （二）张积中无行“教”之实 兴巫炼气与仪式神秘是后人冠张积中行“教”之实的主要依据，实际上两者皆有可商榷之处。 传闻周太谷“能练气辟谷，符箓役鬼”[3]（卷一《方域志》，第97页），“明于阴阳奇赅之数”[10]（第569页）。《骨董琐记》形容李光炘“相传有诸异术，能搬运法。……扬州围急时（指太平天国事），运使乔松年哀晴峰（李光炘字）行法，为致巨金作饷。”[1]（第81页） 李与张为同门，太谷曾悉传所学，其“练气辟谷，符箓役鬼”之术想必也传之。从时代角度来理解张积中黄崖山所为，并不玄怪。旧儒，皆涉医道，庸者草头药汤，秀者不乏悬壶之能。中医与巫者之炼气煮砂有千丝万缕之勾联。积中为硕儒，晓医道，在山寨为四民医治，少不了煎汤煨药，也不排除行驱邪除魔等迷信做法。有些所谓的修炼之法，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也颇流行。《骨董琐记》作为一本日记，其真实性有待检讨。周太谷于《易》用力最深，并有自己的解释体系，故可合理地理解“诸异术”为其对阴阳八卦五行的精深研究，或可忖度为某些特异功能乃至魔术的可能。 张氏纳弟子及拜神明也确有繁琐仪式。在仪征时，“慕者踵门伏地，敂颡流血，积中坚拒之，谓‘无善根，非造福济世不可’。先令放生施食，作诸善事，而阴诇其隙曰‘某事惜力，某事惜财，不足证道，为太谷所弃”。[10]（第570页） 居黄崖山后，“礼神恒以深夜，参拜升降，礼节繁缛。……旃檀燎烛，熏赫霄汉，十余里外望其光，乡愚辄称张圣人夜祭，顾非其徒不能入窥也”。[3] （卷一《方域志》，第98页） 其“山规”规定：入寨者，除在公局登记外，私产纳半入库。禁恋色、吝财、馈赠与宴请，不歧视妇女。东汉到近代，地主豪强的村寨圩庄中常有类似规定。且黄崖山寨对于违“山规”者，无强制律令，以说教为主，不改者逐出山寨。故仅凭“非其徒不能入窥”的仪式和所谓“山规”作为其持“教”之据，乃至屈汉斯以“作为异教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夜间举行仪式”[7] 等列证，似乎过于勉强。 其次，统治者未以“教”为名作镇压口实。阎敬铭奏折中未提张积中以“教”谋逆之意。清政府对民间教门取高压态势，如开始即定其性为教门，此后绝无如此波折。 事后，阎敬铭在与门人书信中未加掩饰地提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所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12] （第143页） 前人以此旁证张积中惑人之深，但换角度理解，可见无论朝野舆论如何，阎有自己的认识，其“大惑”有相当程度是“不解”于张所学是否为“教”，“中有书生”表明其对整个事件的性质不敢遽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