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事编录》① 是1860年代香港仅有的两份华文报刊之一。② 因该报原件至今阙如，既有的新闻史论著多对其泛泛言之。譬如，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仅提到，《中外新报》为中国日报最先之一种，“继之而起者为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③ 1933年出版的美籍学者白瑞华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中国报纸》）一书，也只提及“王韬佐理雅各译书的同时，还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④ 至于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新闻史著作，大都对《香港近事编录》比较漠视。⑤ 稍有不同的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由宁树藩撰写的部分章节， 对《香港近事编录》做了介绍，并述及王韬曾在该刊发表过一些报刊言论等重要事实。⑥ 但是，因基本材料的缺乏，书中对该报的叙述仍欠详尽。 尽管《香港近事编录》的原件尚未发现，但该报当时被其他报刊转载的文章为数不少。近年来，笔者觅得1869—1875年间《上海新报》、《益报》、《申报》等报转载《香港近事编录》的各类文章165篇。⑦ 本文拟以这些资料为基本依据，对《香港近事编录》的早期情况略作研究。 “香港日报”即《香港近事编录》 近代文献中屡见时人笔下有“香港日报”的记载，且多以“报名”出现。然而，查证近代以来有关香港新闻报刊的史著，并无名为“香港日报”的报纸。那么，“香港日报”究竟何指？对此，可通过对近代文献的有关记载比证考辨找到答案。 王韬在《答〈强弱论〉》一文中曾提到“香港日报”：“前者《香港日报》中尝论国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无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积衰之势，探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则未有之也……日报秉笔之人尝以是篇附于邮筒，远致之七万里之外，来问于甫里逸民。逸民读未终篇，作而叹曰：‘忧深哉，其人也！此恤纬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无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据所见以答之。”⑧ 《答〈强弱论〉》最晚写于1870年初王韬由英返港之前。⑨ 这说明迟至1870年代初期，香港报界确实存在“香港日报”这份报纸。 稍晚于王韬之后，郑观应在1873年出版的政论集《救时揭要》中，⑩ 也三次提到“香港日报”，并引用其文，(11) 这同样说明至迟于1970年代初期，“香港日报”不仅存在，而且已发行于上海等地，并在一部分绅商中间产生了相当影响。 “香港日报”以“正式”报名出现，主要见诸上海的《益报》。《益报》首刊于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1875年7月16日），由创刊不久的《汇报》（随后又曾改名《彙报》）演变而来，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停刊，实际存在时间仅四个多月。《益报》存在时间虽短，却不时转载上海和香港等地报刊的文章。其中，被转载的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香港日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中外新闻”等数家。(12) 经笔者查证，从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次转载“香港日报”的文章，至同年九月初十日最后一次转载，《益报》三个月内共有13天的报纸转载过“香港日报”21篇文章，最多的一天转载该报的文章达4篇。(1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转载的21篇文章都署明源自“香港日报”，且“香港日报”和其他被转载的报刊“循环日报”、“华字日报”、“中外新闻”等报名常并列出现。不唯如此，《益报》主笔在转载“香港日报”的文章时还曾就“香港日报”所刊文章发表过一些评论。(14) 这进一步说明，“香港日报”是1870年代与《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和《循环日报》并存的一份香港华文报刊。 另外，王韬1875年下半年所撰《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曾对当时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华文报刊予以介绍：“港中日报四家，上海日报两家，皆排日分发，惟于星、房、虚、昂四日则停止耳。”(15) 由此即知，截至1875年底，香港共有四家华文报刊。按王韬文中排序，四家报刊依次为：“香港孖剌之《中外新报》”、“港中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德臣之《华字日报》”、“我局之《循环日报》”。(16) 不过，王韬此处所列“港中日报四家”中却不含数年前他在《答〈强弱论〉》一文中提到的“香港日报”，而当时上海的《益报》却仍在不时转载“香港日报”的文章。而且，当时《益报》转载文章的香港报刊总数恰好也为四家。将王韬提供的香港四家报刊和同时期《益报》转载文章的四家香港报刊名录两相对照，可知，王韬提到“近事编录”，而未提“香港日报”；《益报》转载文章的香港报刊有“香港日报”而无“近事编录”。这种情况说明，王韬前文述及的“近事编录”很可能就是《益报》经常转载文章的“香港日报”。 王韬与《香港近事编录》的关系 从王韬与《香港近事编录》的关系入手，可进一步证实“香港日报”即是《香港近事编录》。 这里首先要提到壬申年二月初七日（1872年3月15 日）《香港近事编录》刊发的一篇署名“南海尤时子”、标题为《答中外强弱论》的文章。文章刊载时，正文前端另加“题答新闻纸问中外强弱论”一语，同时文尾附跋语一则，跋中云：“壬申馆于明珊冯氏，暇日，冯君示以所作《答中外强弱论》及吴郡王紫诠先生巨制。紫诠主兴利，冯君主除弊，二者相须为用。不揣鄙陋，聊以效频，知冯、王二公当必然有以广我也。”(17) “南海尤时子”就“中外强弱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愚窃惟盛衰无成局，贫富无常数，强弱无定形，惟在能自振与不能自振而已。能自振者强，不能自振者弱。能自振则可以反己之弱而杀人之强，不能自振则适足增人之强而成己之弱。古今中外相持而成败异势，胥由于此，可不讲哉？”又说：“然今所谓变更者，亦非尽效西人所谓驱中国而西之也。第开诚布公，取目前之所由不振者，一切彻底澄清，大为厘革，然后蓄精养锐，使人才愈奋，人心愈固，不过一二十年间而天下事大可为矣。”“故善谋国者，不患敌之不弱，而患己之不能自强。”(18) 对照王韬《答〈强弱论〉》一文，不难发现，“尤时子”在倡言变法、力主自强方面，与王韬的观点较为接近。尤其在论述西方侵略为自强动力，视挑战为机会这一问题上，两人多有共识。如王韬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19) “尤时子”也说，“故善谋国者，不患敌之不弱，而患己之不能自强”。显然，二人言异旨近，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