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6）01—0076—10 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姓赫佳氏，天主教徒，1866年生于北京。曾积极支持康梁的改革运动，是“维新运动中一有力分子”[1](P1)。1902年6月17日天津《大公报》的创办是英敛之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从此他开始以《大公报》为舆论阵地，身在政治之外，心却在政治之中。在其主持下，《大公报》由于“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鹊起。”[2](P437) 成为“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3](P232) 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支持者与监督者。此报既出，即“大声疾呼，日非立宪不足以救亡，与全国上下相提撕如是者。”[4] 而后《大公报》每次重要活动都围绕着立宪政治展开，其三次千号纪念征文均以立宪为主题：“本报一千号出版正值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年；二千号出版之年正颁发筹备宪政清单之年：三千号出版又值缩短国会期限之年。”“与宪政之开始，宪政之成立宛若有固结之缘。”[5] 至1912年2月23日， 《大公报》改用“中华民国”纪年，英敛之也实际退出了报界。可以说，英氏《大公报》与清末立宪是贯彻始终，息息相关的。此外《大公报》还曾公开宣称“本报发行数载，关于一切宪政事宜记载最详。”[6] 其中保存了大量的清末立宪史料是毋庸置疑的，惜乎此点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围绕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 清政府一向厉行专制，严格控制舆论。至清末，对报业更是大加摧残，“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7] 所以自报纸风行“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8] 各报“旋开旋闭如昙花者，不知凡几，……此硕果仅存者，或岌岌皇皇，或汶汶汩汩，皆不得言语之自由。”[9](P48) 然而《大公报》却凭借其有利条件而久盛不衰：其报馆设于租界且有洋人入股，因而可以保持其一贯的办报风格，并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舆论重镇。 英敛之在“宪政萌芽尚未发动之时”就开始大声呼吁立宪，以“达其唤醒国民之目的，以遂其希望立宪之热心”。[8] 该报初创就登载文章，要求以光绪为首进行立宪改革。[10] 至1903年8月18日时，更是公开打出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标语“恭贺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圣节：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英敛之还把其对维新派的同情也表露于《大公报》上，以不署撰稿人姓名的方式，转载梁启超的文章，“在戊戌党禁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不可不谓非常大胆之举。”[11] 而“百日维新期间的变法诏书中的社会变革，也醒目地反映在《大公报》上。”[12] 《大公报》透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指出了立宪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实行立宪政体乃是时势所趋，潮流所向。从国内形势出发，《大公报》指出当时所行的新政权为治标之策，并未触及国家的根本症结，并且大多有名无实，徒有其表而已。“今所藉以延中国一线之生机而为自强之者，群曰行新政矣！然以今日新政核之，其大端不外立学堂也，改科举也，兴武备也，设课吏馆也，创工艺局也，振兴商务也。凡数者，询其章程则茫无次序，观其办理，则毫无把握。”[13] 根本不足以救国。《大公报》谴责统治者蔽塞守旧， 顽固腐化的行径，警告他们“今天下疲困极矣！水旱连年，盗贼蜂起，暴敛横征，亘古未有，农不得耕，工不授器，商不获利，而士亦不能专一学业。观望徘徊，吁嗟愁惨，终日惶惶，莫知或止，中国几不知成何世界？成何国家？”[10] 并提出倘若要拯救国之危亡，“非亟行宪法不为功，盖宪法为振兴邦国之本，举君国之威权，人民之义务，立法、司法之权限，行政、参政之机关，胥受成于宪法。宪法实国家之精神，而治平之模范也。”[14] 《大公报》还从开民智通上下的角度分析了要求立宪的原因。指出西方富强之本在于“其民之智耳！”所以“欲全吾邦以富强，必先开吾邦之民智”。而“居今日而务开民智，除非设议院以伸民权，兴社会以倡民意，更无善法矣！”因为“国家既予人民以举官之权，则人民自有国家之思想。”[15] 由是则上下情通，官民相连，国家富强为当然之事。 同时，《大公报》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速行立宪刻不容缓。指出国家已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形势岌岌可危，“俄人之于东三省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之知矣，……英之于威海，德之于青岛，往事班班（斑斑）。”[16] 长此以往“我中国必为万国之属地，我中国人必为万国之牛马。”[17] 告诫国人“劣者必败，弱者必亡，优者必胜，强国必存。……此天演之公例，即进化之公理也。”[18] 此外，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前景预测，《大公报》认为当今世界恰是专制立宪两政体递嬗的时代，“征之列国，知世界必回归于立宪而后已。”从借鉴他国富强经验的角度出发，“居今日而欲振兴中国，采五大洲之良规，剔四千年之积弊，贫一变而为富，弱一变而为强，其必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最为当务之急也。”[14] 把立宪视为各国富强的通用法宝。它还指出中国之所以遭受外侮是由于无治外法权，而“欲收治外法权，必自立宪法始。”[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