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中国民族金融资本中的华南财团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晓辉,暨南大学历史系 。(广州 510632)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华南财团是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银行的创办人及经理人以华侨及侨商为主,有明显的粤闽籍地缘特色。其以港粤系为核心,活动基地在香港和新加坡,辐射范围远及海内外。该资本集团虽无具体组织形式,但各银行在背景及经营的发展途径上颇多一致之处。华南财团资本家中不少人早期同孙中山革命政府有较深的渊缘,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构成近代华侨金融之枢纽。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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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大财团的定义,建国后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超越银行范畴,将其界定为以某地域为活动基地的、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且一般都按其地域分布和联系紧密程度认为有江浙、华北、华南3大财团(或加华西财团而称为4大财团)①。一是按活动地域将各大财团分别界定为“四大银行集团”,认为其属于金融界的庞大势力②。历史上学界多持后一种观点,如王承志所著《中国金融资本论》,提到中国银行业内有华北、江浙、华南及华西4个集团,“在华南集团之下,分福建系和港粤系”;另据王宗培研究认为,“中国现存银行中,存在着几个银行集团”,“国内各商业银行,皆可按其性质与动态,分类归纳为南、北、东、西四大财团之下”。在20世纪30年代,“华南财团活跃于闽广与南洋群岛,握有华侨金融之枢纽,而负沟通南洋侨胞与祖国经济之使命”③。民末《中国豪门》一书亦讲“中国银行界可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西四个集团”,华南集团“为广帮即华侨及福建港、粤系”④。可见,时论早有“华南财团”之说,并明确指为银行资本,笔者亦持此论。由于华南财团活动中心在海外,力量主要偏于港、粤一隅,实力逊于江浙及华北财团,故以往经济史、金融史著述都未予充分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黄逸峰、姜铎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姜铎著《略论旧中国的三大财团》等,对华南财团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总的讲研究不够深入,且由于发表时间较早,其主要观点(如认为华南财团主要是买办资本积累的结果,被买办阶级所控制和操纵,并对其历史作用估计很低等)似应再行探讨。

      一、华南财团兴起的背景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南财团兴起的大背景与全国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外国银行在华之设立和发展,激发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思想。戊戌维新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在重大政治事件及经济发展中,均有表现,展示实力,为华资财团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已深悉银行的重要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文,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百业之总枢”。1907年,上海商务总会有发起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之议,新加坡、广州等埠商会迅速表示赞同,其他海内外商会代表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金融恐慌和时局动荡不居,筹备了数年的中国华商银行终未能成立。而“民国肇兴,政治一新,工商业感受刺激,生机骤动,银行之设立,亦转趋活跃”⑤。民初“华资银行的设立产生一个飞跃”,1912-1927年15年间新设达304家,为清末华资银行设立数的10倍⑥。这种盛况显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无力东顾,洋货来源阻塞,历次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开拓国内外市场,民族工商业“黄金时期”较大发展、资金调节之需要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华南财团的兴起亦有其独特因素。“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据1930年调查,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分别占两国华侨总人口的36.6%和33%,其他如马来亚、暹罗(今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情形大致相似。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南洋,且推及中国,经营中国与南洋间的商务”⑦。闽粤商帮从事跨国贸易,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接触金融较早,对华南财团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粤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埠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社会经济的繁荣及大量侨汇的驳接等,则为华南财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由于香港与南洋间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大都经由香港转口,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对)南洋贸易,实际上香港与南洋可以合并言之”。⑧

      近代香港主要依存于转口贸易,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故其经济与货币及金融之关系尤为密切。清末,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同时,散布于美加、澳洲各地的众多粤籍华侨,将平素积蓄大量携带返乡。香港首沾其利,“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⑨。民初以降,中国内地时局多变,“中上流社会,固以香港为世外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⑩这为香港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财力资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随着向马来半岛移民的增多和从国内吸收资金的增加,华商对马来半岛的投资日盛。同香港一样,新加坡亦为自由港,是“欧亚转输总汇之区,附近各埠物产若胡椒、甘蜜、树胶等,凡售于洋商者,均非联合大公司设立银行不可。盖公司为华商经营物品之总部,物品运到公司可酌定时价,先付本银,裨资周转,则操纵有自主之权,买卖无抑勒之患。公司既立,非设银行无以资流通,无以便出纳。”(11)清季,聚集于新加坡的华商多达20余万。民初,新加坡华侨资本家中拥有百万元以上叻币资产者即达8人,其实力可见一斑。他们主要经营锡矿、种植、轮船及银行等业。(12)

      由此可见,华南财团出现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绝非偶然。

      二、华南财团的基本概况

      华南财团的崛起,主要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3)。1912年,美国华侨陆蓬山鉴于香港缺乏华资银行,遂集资发起组织广东银行。此后,华资银行之兴起,迨若雨后春笋,逐渐形成华南财团。

      华南财团各银行业务经营发展很快。据1936年调查资料显示,广东银行资本额已达614万元,东亚银行为560万元,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为419万元(14),均比其初创时的资本额增加了1倍以上。但总的来说,与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相比,这些华资银行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时期,有些银行规模很小,如嘉华储蓄、金华实业、康年储蓄等银行资本额仅几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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