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6)01-0033-10 一 难民之城——晚清以来的租界避难经验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成立，开五口为通商口岸，上海是其中一个。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Balfour)来上海开埠，法国和美国分别在1849年、1854年成立了法租界与美租界。租界开辟初期，实行“华洋分居”，禁止华人在租界内居住，但是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后，大批华人进入租界避难，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接着，1860年以忠王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发动东进，攻克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城市，迫使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据统计，上海租界内避难华人在1862年曾高达150万人左右。民国初年，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即谓：“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矣。” 1869年之后，上海租界的体制逐渐成形。在租界的外国人，按照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原则建立了租界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租界无疑相当于一个国外的地方自治政府，拥有治外法权。殖民主义者禁止清军随意进入租界，并侵夺了中国政府对居住在租界内犯法华人的逮捕权。一时上海为新党避难所、活动据点和主要集结地，“政府纵能以政治为蛮横之干涉，政府卒不能禁被干涉者之屡仆屡起，宁非恃上海为凭籍之故哉？”[1](P70) 辛亥革命之后，满清政权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但租界同样不受民国政府的管辖（直至二战结束后租界被收回）。因此，对于那些不愿意与民国政府合作的前清官僚士大夫来说，租界是最安全的所在。当时中国的租界大小有23个，而租界中的遗民以上海、天津、青岛最为集中。据时人记载：“清亡遗臣之隐居者，大抵视夷场为安乐窝，北之津胶，南之淞沪，殊多遗老足迹。”[2](P284)夷场和夷市都是指租界，据熊月之的考察，黄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较多，清廷皇室近臣、满族、蒙古族官员和黄河以北的地方大员到天津的比较多。[3] 由于租界当局对租界进行“自治”管理，完全排斥中国地方政府的管辖权，同时又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上海租界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在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作为恪守传统价值理想、刻意生活于传统世界中的遗民，他们对近代上海的观察视角和体验无疑是迥异于殖民者或冒险家的。上海租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能够带来安全的避难场所，同时，在这个近代化的前卫都市中，他们为自己营造了属于前近代的想像空间。 逊清遗民的生存心态和生存空间大多别异于迄今为止研究较多的明遗民，正如王雷所说的，“当时遗老们多了一层处世选择的艰难——眷恋先朝，做清朝的遗民，一有被视为封建余孽之恶，二有为异族守节之嫌，是与整个社会和潮流为敌。因此，遗老圈渐渐隐居于世俗视线之外。”[4]近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清遗民研究开始注意到这一社会群体，也注意到了租界的特殊环境在逊清遗民生存空间中的意义，①但是或许出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原因，在他们那里，空间是一个太抽象化、概念化的东西，对本应厘清的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以及空间的复杂性考察不够。寓居上海租界的逊清遗民对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如何认识的？他们的空间认识又是基于怎样的感觉和经验？本文拟用人文地理学的一些空间理论作一探析。 二 想像空间中的遗民 （一）逊清遗民的遗民述说 和明遗民相比，清遗民显得过于平淡（平庸），从手头的清遗民著作中，很难看到明遗民那种轰轰烈烈的传奇，不论是对自我生死出处的讨论，还是对遗民史的述说。甚至唯一一次实现中兴梦想的行为——张勋复辟在世人眼里都只是一场闹剧。所以，易顺鼎在《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诗中试图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引起世俗对其身份的瞩目，以期凸显生存价值的意义： 前明之亡何以有声有色者、如荼而如火，前清之亡何以无声无色、如土而如尘。更有一事最堪异，前明亡国多名妓，前清亡国无名妓。无论历史有声有色者，前清远不及前明。即此一时之有声有色者，亦复相去不可道里计。……嗟我不薄今人爱古人，既拜前明亡国之女妓，又拜前清亡国之女伶。赖此名伶数辈乃与前明名妓相平均。……请君勿谈开国伟人之勋位，吾恐建设璀璨庄严之新国者，不在彼类在此类。请君勿谈先朝遗老之国粹，吾恐保存清淑灵秀之留遗者，不在彼社会在此社会。[5](P1275) 还有如顾臧在上海“怀必死之志，乃日夕纵酒，严冬衣不完，出不车，或有所馈，非其人，宁忍饥谢之，如是年余，遂致疾”。[6]不择手段自残以求速死，以貌似荒唐的方式来进行自虐，自虐式的苦行是易代之际的时代病。在易顺鼎和顾臧们眼里，醇酒妇人，此刻都成了遗民刻意自残身体的毒药和渲染遗民身份的道具。
